楊威生—收音機是最好老師
楊威生,195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84年起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和博士導師。曾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法國馬賽大學、德國都依斯堡大學、日本東北大學訪問教授。目前兼任國際學術刊物 Probe Microscopy 編委。至2000年2月已在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 110 余篇,被他人的論文引用620次(其中64次被綜述引用)。曾獲1996年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97年胡剛復物理獎、1998年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等獎項。目前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九五重點項目“掃描探針技術在若干前沿領域中的應用”。
24小時學英語的日子 楊威生祖籍浙江義烏,1937年生于杭州,195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后留校任教。1978年放暑假后的一天,學校突然通知他去參加一個英文考試,考過了就能去美國。楊威生上大學學的是俄文,英文程度有限,靠平時積累的一些學術詞匯,閱讀英文尚可,聽說能力就差多了。但他仍然取得了考試及格的好成績,成為首批赴美訪問學者之一。
結束了在北京的一個月英語培訓,楊威生與北大物理系另一位老師戴遠東一起,來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美國著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在這里執教,他熱情地接待了來自中國大陸的訪問學者們。“記得頭一次參加記者招待會,只能一知半解地聽懂一點,結結巴巴地說一兩句。”
“剛去的時候,我只敢坐在辦公室里,早上起來除了會說‘Good morning’外,基本上什么都不會。”楊威生感慨萬分。
為了提高英文水平,在頭一年里,楊威生一刻也不敢松勁,學英語是首要任務。“方法就是聽廣播,聽廣播比看電視效率要高得多。”無論白天還是夜晚,只要在工作,楊威生身邊一定放著一臺收音機,幾乎24小時都在收聽新聞。“剛開始的時候,聽收音機里報新聞,換了一條消息我都不知道。”楊威生笑著回憶說,白天聽、晚上聽,睡醒了發現耳邊的收音機仍然在響……此外,一有時間楊威生就鉆進圖書館看英文報紙。當時美國已經有不少中文報紙了,楊威生“沒敢花一點時間看中文的”。
一年下來,楊威生的英語水平大幅度提高。不僅如此,因為天天聽廣播,連身邊的“老外”都覺得他消息很靈通。無論是實驗室里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博士后,還是指導教授,人們漸漸注意到了這個孜孜不倦學習的中國學者。
初出國門,一切都是新鮮而未知的。楊威生回憶說:“第一次坐飛機,大家就鬧了個笑話,事先沒人知道飛機里的溫度高,大家都是一副北京冬天的“標準打扮”,穿著毛衣毛褲就上去了。當時在飛機里差點熱暈過去,也顧不得難為情,紛紛為自己“減負,整個機艙里堆滿了我們脫下來的衣服”。講到此處,年逾古稀的楊威生忍不住拍手大笑。
到了美國,有限的英語水平無疑成為與外界交流的最大障礙。楊威生說:“我在1978年的暑假才知道有這次留學機會,雖然經過突擊勉強通過了出國考試,但英語底子并不好。”1959年,他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后,一直留校任教,英語只有初中水平。
因此,在來到申請就讀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后,楊威生發現自己的英語根本不夠用。除了早上能說句“Good morning”,基本上就是聾子和啞巴。
為盡快提高英語水平,楊威生選擇了收音機當老師。他說:“當時電臺里有個頻道叫‘A 11 News 88’只播放新聞,只要是一個人在實驗室工作,我就開著不停地聽。”記者問,遇到生詞怎么辦,楊教授半是戲謔地說:“剛開始的時候,不是生詞,而是完全沒有熟悉的詞。”
就這樣堅持了一年,楊威生的英語水平有了顯著進步,已經可以用英語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而聽新聞也讓他有了意外收獲,就是對美國乃至世界大事了如指掌。
第一次走出國門,什么都新鮮,很多事情現在的人都不可想象。1978年,因為中美沒有通航,坐飛機去美國經停巴黎,楊威生回憶:“在巴黎機場上洗手間,進去一看,啊!從來沒見過這么高級的洗手間。現在想想,要不是改革開放,我們怎么會有出國的機會?”
在美國學習,國家每月發給每人400多美元生活費,相比當時國內五六十元人民幣的月收入,這已是很大一筆錢,但在美國卻是很緊的。“在美國的這段期間大家極為節省,花錢買一瓶可口可樂都是奢侈的事。平常就是買大白菜、雞翅等最便宜的食品在宿舍自己做,從不舍得去學校餐廳,一個月只花幾十美元吃飯是很正常的。”
越洋電話很貴,每月寫信是楊威生和家里溝通的唯一方式。有段時間,不知道什么原因3個月沒有收到一封家信,把他急壞了。剛去美國的時候,楊威生的女兒才兩歲,有人問她:“你爸爸在哪兒呢?”小姑娘回答說:“我爸爸跟戴遠東、華盛頓叔叔在一塊呢!”她以為華盛頓是爸爸的同伴,其實楊威生正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培訓英語。3年后楊威生回家的時候,女兒5歲了,“她差點不認識我了。”楊威生說。
今年72歲的楊威生教授感嘆:“改革開放給予我們機會,我們抓住了這次機會。在美國的3年改變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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