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周翰，教授。江蘇蘇州人。１９３９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文系。１９４９年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英文系。曾任西南聯合大學講師。建國后，歷任清華大學副教授、北京大學副教授、教授、英國文學教研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屆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十一屆副會長。九三學社社員。擅長英、法、拉丁語等外語。著有《攻玉集》、《十七世紀英國文學》，譯有〔古羅馬〕維吉爾的《埃涅厄斯紀》〔古羅馬)奧維德 《變形記》，與趙蘿蕤等主編《歐洲文學史》。

我出生在1915年沒有上過私塾，從小進的是新式小學。那時寫國文作文，不論老師出什么題目，我們的開頭一句不外是“人生在世”或“光陰”?，F在我已年逾古稀，回過頭來看看往事 ，這樣的開頭倒也切題。

我是蘇州人，從小生長在北京 。我進小學是在二十年代初。當時在北京還有一座江蘇會館，是旅京江蘇同鄉的聯絡站。我祖父大半兼管一點這個會館的事。為了旅行京江蘇人的子弟就學方便，在會館里辦了一所江蘇小學。小學校長是洞庭東山人，我們都叫他葉教習（當時的教師都叫“教習”）。他常因學校的事和我祖父有來往。我的小學教育就是在這里接受的。

大半是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學生有英文課了。我記得教我們英文課的教師是吳郁周先生，他也是蘇州人，和我祖父是朋友。他為人和藹可親，循循善誘。當然小學英文程度是極淺的，吳教習的英文水平如何，我雖然不能判斷，但現在回想起來，他非常注重發音的準確。他非常反對用漢字注英語發音。他說比如有人為了記ENGLISH GRAMMAR兩個字的讀法，就編了一句順口溜“英哥拉屎狗撓門”，既注了音又便于記憶，但這樣是永遠學不會英語的。我想學一門外語而要擺脫本國語的干擾是困難的，但你若不擺脫，不建立另外一套完全獨立的習慣，也是學不到家的 。

我開始學英文，怎么也學不會，忽然有一天上課讀課文，非常流利，好象豁然開朗一樣。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和吳教習教學有耐心是分不開的。如果他認為孺子不可教，那么我的積極性也就沒有了。

對照今天來看，我們的啟蒙英語，對發音似乎還不夠考究，總帶點“口音”。陳毅同志主張要學那“洋腔洋調”，說得極對。糾正方音的干擾，吐音準確，在啟蒙階段若不注意，以后難改。初學英語，好象一個異物進入體內，格格不入。教師自己發音要準確，還必須要有耐心。

當然有人會反對 ，會問什么是標準發音（如肖伯納），言外之意，沒有標準發音。實際生活中的英語也確實各式各樣，“標準”云云渾如柏拉圖的“理念”，但我們總應有一個標準而取法乎上。 講到方言，人人都說蘇州方言適合女人說，不適合男人說，這一種偏見。蘇州方言對學英語語音有不少方便，有些英語的短元音相當于蘇州方音的濁輔音，蘇州方言的聲調對模仿英語聲調也比較方便。蘇州方言在幾個大方言里恐怕最貼近英語。這是我的印象，有待語音學家研究。

我在江蘇小學畢業后，1926年經親戚資助進了 崇德中學（今北京31中），在宣武門內絨線胡同。這所中學是英國圣公會辦的，據說是要辦成一個中國的伊頓公學。家里怕我程度不夠，先上了小學六年級。我在這學校一直上到中學五年級，因為我和老師搗亂，被學校開除。有位國文老師上堂講黃庭堅，說他的號是“石谷”，我說不對，黃庭堅號 “山谷”，塌了他的臺。我又在作文里寫打油詩諷刺他，被他拿住把柄，就到校長處告狀，說有我無他，有他無我，與我勢不兩立。校長大了我幾下手板，把我開除了。

這所中學除了國文、中國歷史以外，其他課程都是用英文課本。當時學的外國歷史、外國地理對我后來很有用，許多歷史上的人名，外國地名，不僅記住了拼法，而且記住了正確的發音?，F在往往遇到這樣一種情況，看見一個外國人名、地名，不知怎么念，一念又往往發音不對，或重音放錯，或者認為讀錯了也無所謂。這雖是小節，但卻代表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就象說中國話而讀白字一樣。至今西洋歷史和文學中一些難讀的名字如等等，我還是記得很清楚的。我的數學學的不好，但一些數學名詞如都還記得。我學的英文課本記得是一套[英文津逮]，后來還用了林語堂編的開明英文 。教我英文的是一位英國老小姐，叫，她的發音當然非常地道，教書也很嚴格。[英文津逮]是一套由淺入深的教材，可以打好英語的基礎，到了開明英文就有些文學課了。記得其中一課是講亞瑟傳奇的，把我帶進了中古傳奇世界，什么M魔術師，什么M，什么U，名字一個個都叫得出來，故事也十分吸引人，加以M講得好，能引人入勝。這時也接觸到一兩首抒情詩，但記不得是那些了。

英語課當然有筆頭練習，到五年級可能有作文了。也有口頭練習，有時舉行演講會。

回顧這六年中學生活，我覺得學外語必須有一個外語環境。當時各門課程除國語和中國歷史外，都用英語，各課相輔相成，事半功倍。這種環境已是歷史陳跡，今天不可能再辦什么教會學校，但是盡可能創造一點外語環境還是辦得到的。其次，設法把擴大知識和外語結合起來，例如講外國史地，甚至講數、理、化，能否把外文的專名、術語也教給學生？不要把外語作為一門孤立的課去教，把外語以外的課和外語課看成井水河水，互不相犯，各自是個不漏水的密封箱。要想提高全國外語水平，一定要在中學打好基礎。

我被開除以后，同學們很同情我。學校連轉學證書都不給我，同學們想辦法給我弄了一張假的轉學證書，改了名字，轉到了育英中學。本來六年級一般不收轉學生，大半也是走點關系才進去的。這是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在燈市口。我上了一年就畢業了。這一年的英文是一位美國太太教的，她比M大有遜色，不過她用的課本還不錯，我不記得名稱了，只記得課本中有一些法國短篇小說的英譯文，似乎有都德的[最后一課]、[柏林之圍]，還有莫泊桑作品的英譯。這些讀物不僅是很好的文學作品，而且因為它有故事性，初學英文的人不會感到枯燥。一般說來，英文翻譯的非英語作品，常常譯文本身文學性很強。英譯本可能有時字面上不“忠實”，但它決不犧牲英語習慣，著名的翻譯如[魯拜集]，托爾斯泰小說的兩位譯家的譯本，斯科特/蒙特克利夫譯的[往事追憶]，威利譯的唐詩，霍克斯譯的[石頭記]都是極好的英文。翻譯是一個解釋過程，翻譯者往往本能地要把原文晦澀難懂的地方譯得使人能看懂，這樣一來，譯文往往比原文明澈，給學譯文這種語言（如英語）的人減少困難。所以不能小看通過英譯外國作品來學英語的作用。

在育英中學畢業后，學校保送我去燕京大學。燕京大學費用太貴，我考了北京大學，居然考上了。1933年我進了北大英文系，梁實秋先生是系主任。我在北大一直呆到1936年3月。在1935年夏天，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師M把我介紹給來華訪問的瑞典美術史教授喜龍仁（），要我和他一起核教一部他已出版的[中國畫論]（）的英譯文。后來他又邀我去瑞典和他工作，此是后話。

在北大英文系學習的兩年多，單就本系課程說，我上過朱光潛先生講的歐洲名著。

朱先生這時剛到北大來授課，他從史詩、悲劇一直講到歌德的[浮士德]。他不是空講，而是讀作品，用的都是英譯本，他也用英語講授。朱先生最善于在紛紜的現象中提煉出本質的東西。當時他住在后門慈慧殿，辦文學雜志，他的寓所就是一間文學沙龍，我也經常去敬陪末座。朱先生使我開闊了對西方文學的眼界，同時使我對創作也發生了興趣。

梁實秋先生總喜歡穿綢衣綢褲的中裝，他講莎士比亞是逐段講解，參照各家注釋，頗能深入淺出。當時他以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之邀翻譯莎劇，可以說駕輕就熟。潘家洵先生教我們戲劇。潘先生不是留學生，蘇州人，他的英語講來娓娓動聽。他的北京話，蘇州話都十分地道。他譯了易卜生，也譯了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在課堂上講劇本簡直把人物講活，對于王爾德用字如何俏皮，分析得十分細膩，使學生深感到作品的感染力。 （）淑平先生教我們傳記，當時胡適十分提倡傳記文學，我記得我還譯了一部莫魯阿（ANDRE MAUROIS）論傳記的書（英譯本，書名忘記了）。（）先生在牛津學的是歷史，英語之流利動聽，難與 匹。她教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傳*，洛克哈特的{司各脫傳}，不局限在這些作家，而是旁及英國歷史、社會、風俗習慣，使我們增加了許多背景知識。應誼先生（女）教我們小說，記得讀的小說有 {傲慢與偏見}，還有其他十九世紀 小說，要求我們的閱讀量是很大的，她在課上重點分析。邵可侶（RECLUS）先生教我們法語，他給每個學生起一個法國名字，他常常帶實物上課，有一次帶了夫人來作“教具”，教有關“夫人”、“妻”等詞匯。他用的是直接法，從不教語法，所以學生的語法概 念級差，但發音、音調很好。第二年就用他編寫的法文文學讀本。

回顧在北大學習的兩年半期間，名師引路，為我打開了西洋文學的大門和前進的道路。

1936年3月，我應前一年夏天喜龍仁之約，離開北平，經偽滿、西伯利亞抵莫斯科，有轉列寧格勒、芬蘭，搭船到了斯德哥爾摩。

喜龍仁原是研究意大利繪畫的，專攻文藝復興早期畫家喬托（Giotto），有專著（英譯本19l7），后來研究中國建筑和園林藝術，1920年就到中國來過，據說是唯一獲準在宮內拍攝建筑物的外國人（當時紫禁城還由傅儀居?。^而又研究中國繪畫。在我認識他以前，他已出版了《中國畫論》，《中國早期繪畫史》，他約我去的時候，正在準備寫中國后期繪畫史，包括元明清三朝。他的古漢語不能獨立工作，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畫論、畫史、畫家傳、題跋、詩詞等口譯成英文，他寫下來。在口譯過程中，對原文的理解總要經過一番商討。我當時只21歲，對古文略知一二，但對繪畫則一無所知，尤其繪畫理論，繪畫術語，什么氣韻生動、骨法用筆這些至今聚訟不止的概念，什么吹云潑墨，什么破刷點拖這類技術術語，都是從未接觸過的。但是這對我卻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同時對中國的繪畫藝術也有所理解。喜龍仁還帶我去英、德、法各國首都博物館看他們收藏的中國畫，從所謂顧愷之的女史箴到明清畫家的作品，頗開眼界。

1938年夏末我離開瑞典回國到昆明。當時北大已與清華、南開聯合成為西南聯大，蒙自部分也遷到昆明。北大英文系主任是葉公超先生，他同意我復學，進四年級。從1938到1939年，我完成了大學學業。這一年對我收獲最大、對我以后的工作影響最深的是燕卜蓀先生（William Empson）的現代英詩。他從史文朋、霍普金斯、葉慈，艾略特一直講到三十年代新詩人如奧登。他自己是詩人，朗讀詩歌極有韻味。但他不講自己的詩，請他解釋他的晦澀的詩，他總是不肯的。他是位批評家，在大學時他就寫了他的成名作《七種晦澀的典型》。他的批評有人把它歸入新批評派，在主張“精讀”（close reading）這點上，他們是相同的，但燕卜蓀并不無視文學和社會的關系，作品和作者的關系，他生前出的書如《牧歌文學的幾種表現形式》、《彌爾頓的上帝》和他死后出版的《運用傳記》即是明證。他不同于新批評派還在于他認為應當追問作者的意圖，評判作品應當有道德標準。他的“精讀”法從文字分析入手，引導人深入到作品的多層次涵義，不是象印象派那樣去評論作品，而是有根據地把深層涵義發掘指點出來。也許有人覺得他過于鉆牛角尖，但不能指責他無中生有。他的方法歸根結底還是實證主義的，和推理的演繹法相反，我至今覺得從理論到理論有它的用處，但理論的正確性和可行性還要看實際批評中能否應用來決定，不從具體作品出發，不深挖作品本身，便貿貿然提高到理論，心里總覺得不踏實。這就是燕卜蓀先生給我的經久的影響。1939年我畢業后，他就回英國了。l950年我從英國回來，他又在北大，但我在清華，拜會的機會不多。不久他就任舍菲爾德大學英國文學講座直到1982年我去英國，我才又去拜訪過他。1985年我再去英國，他已于前一年去世了。

從1939年到1946年我一直在西南聯大教大一英文，教兩個班的讀本和作文。陳福田編的大學英文，選的材料和今天比，可能相當于今天三年級的程度。有些文章也不愧為名篇，如紅衣主教紐曼論大學教育，但教起來并不費力，改幾本作文要費點時間，但仍有不少時間可以自學，寫點新詩。我也訂了一個自學計劃，但未能全部實現，只做成了一件至今受益的事，那就是自學了拉丁文。我感到研究英國文學，除了博覽之外，工具語言如現代語中的法語、德語不能不備，古代語言尤其拉丁文是必須學的。我在沙灘北大曾從羅念生先生學過一年希臘文，后來沒有繼續，經過十幾年也忘得差不多了。在希臘拉丁之間，我覺得更迫切需要的是拉丁。當時在西南聯大沒有人開這門課，只好自學。拉丁雖是死語言，文法也不是太難，自學可以掌握，但究竟是吃力的。特別是詩歌，習慣于現代英語詩歌的人，吟詠拉丁詩歌就頗困難。而且真正要精通拉丁語，雖然重要的拉丁作家數量是不會增加了，但究竟可觀，要博覽，要擴大感性。在我也只能做到借助字典閱讀的程度。不過這對我讀十九世紀以前的作品幫助已經很大了。我還用新詩詩體試譯了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的第六卷。 我因葉公超先生的推薦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 1946年秋到英國學習，被分配到牛津大學王后學院。我回顧自己走過的路，英國文學雖然讀了一些，但總的說來有些雜亂無章。我想與其讀個“文學學土”（B. Litt.）的學位，不如重做大學生，系統地再讀一遍。讀一個學位固然可以深入一個專題，學到一些方法，但就我來說，基礎不扎實還是不行的，專題可以以后再搞?，F在回顧，這個決定是對的。

在牛津大學學習了將近三年畢業，可以說達到了我的目的。我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學了古英語和中古英語。古英語除了史詩《貝奧武甫》以外沒有什么重要作品，但學了古英語對英語的發展能探本窮源，領會可以更強些，而古英語詩歌格律的特色對欣賞以后的詩歌很有幫助。中古英語的文學作品就豐富多了，喬叟、蘭格倫、綠衣騎士、珍珠篇是其佼佼者。能從原文讀作品，語感大不一樣，通過翻譯，即使是現代英語的翻譯，總感到是隔靴搔癢，沒有能和作者直接照面?？上Ш髞砘貒院螅庞⒄Z無用武之地，竟荒廢了，連中古英語也少問津?？上驳氖俏抑烙袔孜磺嗄陮W者在鉆研這兩門“絕學”，使之不“絕”。

在學習古英語和中古英語的同時，我系統地學了從十六世紀到十九紀的文學（牛津大學十分保守，認為1832年以后的文學不必認真學，只消看看就可以了，原因大半是文字上沒有什么困難，不必教師指導）．同時也學文學批評。學習的方法是在導師指導下自學，每周看作品若干，每周寫一篇短文，拿到導師處去念，他就你的文章從內容到布局、行文、用詞提出批評。這是一種開小灶的辦法。導師一般是本學院的，也可就學于其他學院的對某一段文學或某些作家有專長的導師。當時是戰后，許多退役軍人入學受到優待，學生的人數多了，所以導師一般同時和兩個學生會談，按常規則是每次只約一個學生會談。這種手工業式的、貴族式的教育不能適應訓練大批人才的需要，但就其本身來講，學生和教師直接交流，耳提面命，其效果必然高出大鍋飯的講課聽課，既學到知識，也學到不同的方法去分析評論文學。

除了導師個別指導外，大學也邀請各學院教師或由大學講座開課，有些學院也由本學院教師開課。開設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是不得不聽的，其他課程學生可以聽，也可以不聽，當時非?！敖凶钡闹v課者我記得有C.L.Wrenn（古英語），J.R.R.Tolkien（喬叟，中古英語），C.S. Lewis（中古文學）, Lord David Cecil（小說），C.T. Onioss（文字學）。有的是大講堂上課，有的在自己的學院膳堂里講，聽眾多，有的就席地面坐。當時強調思想內容的分析或強調欣賞的演講較少，多數是傳統訓詁性質的。

三年下來，我覺得學的知識比較系統，增強了對語言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學到一定的方法和表達能力。這對我后來的工作很有幫助。

牛津大學畢業之后，我又去劍橋大學工作一年，為大學圖書館漢籍編目。當時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是捷克人夏倫（Gustav Haloun），他有一套編目的方法，要求按他的方法制卡片，但他并不給我規定數額，所以我可以從容工作。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書收藏頗富，有幾個私人藏書（如威妥瑪Sir Thomas Wade，駱任廷Sir James Lockhart等）都贈給了這個館，館中叢書特別多，叢書的子目都要編目，編目就必須看看序跋和內容。我借此機會大大瀏覽了一番，有興趣的還作了不少筆記，工作環境幽靜，休息時可以去喝一杯咖啡。一年下來也讀了不少書。

1950年末我回到北京，在清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1952年院系調整，我調到北大，頭兩年仍教英語。當時一邊倒學習蘇聯，搞了一個“活用字”，從一篇完整的文章里抽出十來個單詞作練習，一篇完整的文章丟在一邊，真是賣櫝還珠，愚蠢之至。后來就教文學，編文學史，也是學習蘇聯。學習蘇聯，強調文學作為社會現象是對的，這一點在我過去的教育里是被忽視的，因此得到糾正。但把文學和階級斗爭直接聯系起來就變成簡單化；強調人民性過了頭，有的重要作家就不入流。這種方法實際上沒有能把文學史作為一個完整的客體來研究，而是帶著一種非常狹隘的宗派觀點來看待文學遺產的，因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變成徹底的否定。 那么我們應當怎樣對待文學呢？我覺得研究文學應當認識到文學是社會現象，但更重要的文學是文學，文學和其他精神活動一樣是從一個方面認識事物，是分工。因此它不是社會學、經濟學或政治學，它有它的相對獨立性。另一方面，文學的社會性也不是象韋勒克（《文學理論》）所說的是外在因素，而是內外一致的。正如燕卜蓀，盡管他貌似雕蟲篆刻，實際上他是把文學看作社會現象的。我們應該記住外在因素的存在，著力點卻應在文學本身。 Ars longa，學無止境，學文學也是如此，新事物不斷出現。必須努力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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