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學習外語所走過的道路
梅紹武（1928-2005）著名翻譯家，梅蘭芳之子。生于1928年1月22日，北京人。1952年燕京大學畢業。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梅蘭芳紀念館名譽館長，中國梅蘭芳文化藝術研究會會長。歷任北京圖書館國際交換組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2004年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梅紹武是著名的英美文學翻譯家、評論家、戲劇家、作家。主要翻譯作品有：卡伊?莫爾的長篇小說《一個匈牙利富豪》，《任性的凱琴姑娘———特羅洛普中短篇小說選》《海爾曼老爺》、《灰燼的沉默》、《馬克思和世界文學》、《微暗的火》、《瘦子》和奧尼爾、阿瑟.米勒的劇本等。此外，他也是第一個介紹納博科夫進入中國的人。著有《我的父親梅蘭芳》和《京劇與梅蘭芳》等書籍。梅紹武先生因病于2005年9月28日22時25分在北京腫瘤醫院逝世，享年77歲。
文章時間過得真快，掐指一算，自己學外語已經學了大半輩子，搞文學翻譯也有三十多年了。但是，眼看著外語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日新月異，詞匯增多得令人應接不暇，表現方法變了，文體風格也換了樣，深知若不及時跟上，勢必落伍。趙蘿蕤老師曾說，“學外語，尤其是攻讀外國文學，其實并不比學理工容易。”這話一點也不假，學外語的同行們，想必都會有此同感。一句話，學外語真是學無止境。 我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個京劇世家，祖籍是江蘇泰州，可我沒學戲，卻學了外語。細想起來，其實也是受了父親的熏陶。他中年才開始學英語，而且十分勤奮，這無疑給予我很大影響。
提起父親學外語，倒有一件鮮為人知的趣事。
1930年初，他率領梅蘭芳劇團訪美演出載譽歸來后，深感在了解外國文藝或與外國同行交往時，不諳外語則多有不便，就決定學習英語，那時他已經三十六歲。我記得小時候在上海居住，每周二、四下午三點鐘必有一位白發蒼蒼的英國老太太來家中教他兩個鐘頭語法和口語。那位老太太總在三點鐘以前就出現在我家附近，在弄堂里溜達，非等鄰近呂班路那座天主教堂鐘鳴決不踏進門檻。有時外面刮風下雨，仆人開門請她提早進來，但她總是拒絕道：“噢，不，我不能多占梅先生的寶貴時間！”父親每次也都事先整裝等待，準三點鐘從樓梯上走下來迎接老師進入書房，閉門學習。在那兩小時里概不會客，照今天的常用語來說，真有一股“雷打不動”的勁兒！父親當時常教導我們子女要象那位老太太那樣遵守時刻，而且上學要注意衣著整潔以對老師表示尊敬。至今我有時辦事或赴約誤點，腦中就會閃現那位嚴守時刻的老太太的形象，自愧弗如。 當年父親在上海的“梅華詩屋”里收藏了許多外國文藝的原版書籍，大都是委托那位英籍老師從倫敦書店精選訂購來的。舉例來說，其中有曼萊·伍德編注的《莎士比亞全集》（14卷，1806年版），著名英國戲劇評論家、莎學專家E. K. 錢伯斯的《中世紀戲劇》、《伊麗莎白時代戲劇》和《莎土比亞研究》，《高爾斯華綏戲劇集》，《莫里哀戲劇全集》（英文版），附有精美插圖的但丁《神曲》，《希臘悲劇故事》，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古斯達夫·柯貝的《歌劇大全》等。另外也有些是外國劇作家或藝術家親筆簽署相贈的書籍，諸如《蕭伯納戲劇集》、《J. M·貝蕾戲劇集》、《毛姆戲劇集》、《保羅·羅伯遜傳》和愛森斯坦的《電影造型原則》等。我幼時在他的書房里翻看美術畫冊，對書架上那些琳瑯滿目的外文書籍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總想知道里面到底都講的是些什么故事。這也可以說是后來促使我一心想學外語的推動力吧。
父親不僅自己學外語，也在家兄和我上小學的時候請了一位家庭老師給我們補習英語。那位老師就是如今在安徽大學英文系任教的楊鞏祚教授。他當時是圣約翰大學高材生，耐心而嚴厲地教導我們，可說是我真正的英語啟蒙老師。 “八·一三”事變后，父親蓄須明志，謝絕舞臺而移居香港，我也跟著轉學到那里的嶺南大學附中初三念書。香港中學的課程多半用的是英語教科書，幸好我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了英語，湊合能限上，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父親托付朋友把家兄和我帶到內地去求學。我于是進了貴陽市郊區花溪鎮的清華中學。
在清華中學念高中那段時期，不是我夸耀，教過我英語的老師先后就有下列各位前輩： 唐寶鑫（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當時是清華中學校長，現任天津師范學院英文系教授）
索天章（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現任復旦大學英文系教授，著名莎劇專家）
李宗瀛（燕京大學畢業，現任香港《大公報》英文版總編輯）
周珊鳳（美國衛斯理學院畢業，清華大學校董周治春先生之女，現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
周耀康（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周治春先生之子，現居香港）
費景天（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移居美國，已故）
凌中青（北京大學畢業，現任貴州大學英語系教授）
李鯨石（北京大學畢業，現任北京農業大學英語教授） 陣容多么雄厚！他們那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為抗日而流亡在內地，熱情地獻身教育。由于他們的學識根基厚，所選的課文也比較深，多半是世界文學名篇，包括散文、詩歌、劇本、短篇小說或古典名著的片斷（如《傲慢與偏見》等），以使學生熟悉文學的多種樣式、體裁和風格。老師們還經常出題讓我們拿英文作文，舉辦英語演講比賽，鼓勵練習翻譯等等。記得在高二時，我就大膽譯過毛姆的《中國游記》（On A Chinese Screen）中的一篇文章，好象還登在班級壁報上吶，當然譯得很不象樣）如今想起來還瞼紅，不過這畢竟使我從此對翻譯產生了興趣。
當時清華中學的老師同學生生活在一起，融洽無間，課余時還教我們唱“洋”歌，什么“一百零一首”啦，外國民歌啦，等等。這不僅鍛煉了我們學外語的笨舌頭，也提高了我們的音樂修養。最近意大利歌王帕瓦羅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獨唱音樂會，我去聽了，其中《我的太陽》和《重返蘇蓮托》兩首意大利民歌特別使我感到親切，就因為當年清中老師教過我們：
“啊，多么輝煌燦爛的陽光，
暴風雨過去后，天空多晴朗！
清新的空氣，令人精神爽朗！
啊，多么輝煌燦爛的陽光，
還有個太陽。比這更美，
啊，我的太陽，那就是你！”
“看，這海洋多么美麗！多么激動人的心情：
看，這大自然的風景，多么使人陶醉！
看，這山坡旁的果園，長滿黃金般的蜜柑，
到處散發著芳香，到處充滿溫暖。
...............
重返蘇蓮托，你回來吧！”
我聽著聽著仿佛重返花溪鎮，回到了青年時代。我想起了那位有一半美國血統的費景天老師，他最喜歡唱這兩首歌。費老師也愛好運動，有幾次他教著我們英語，見我們有點犯捆，而外面天氣晴朗，便干脆說道，“Alright，let's go outside to play base-ball!” 我們便興高采烈地跟他到操場上去玩球了。他當裁判，滿口地道的美國壘球術語，后來我在五十年代看美國作家馬拉默德寫的那本講棒球運動員的小說《The Natural》就不感到太費勁兒。請您別誤會，以為我在鼓吹英語老師都不上課而帶著學生馳騁于球場，我只是想說費老師教學靈活機動。他多方面訓練學生的外語聽力，使我們掌握更多的五花八門的外語詞匯，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用上。
說實話，我的英語基礎是在清華中學打下的，至今我對上述各位老師一直感激不盡。同時，我也聯想到中學里的外語師資配備是至關重要的。當今我國需要培養出大批致力于“四化”建設的人材，充實中學外語師資隊伍更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了。 這里順便再說說我的母校。清華中學是當時內地一所較有名氣的學校，強調德、智、體三方面共同發展，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校規也十分嚴格，學生在生活上犯了嚴重錯誤，就會在全體師生面前受到一位高三班老大哥用一根代表最高權威的大杖象征性一擊的懲罰（當然使用的次數很少）。學生如果考試作弊，不管是誰，后臺多么硬，一律開除，而且這也是全班的一個奇恥大辱。集體的力量是強大的，約束著每個同學自尊自愛。解放后，清華中學改名為花溪中學，最近老校長唐寶鑫老師從天津來信告知，它經貴陽市府的批準恢復原名，而且還要繼承過去一些優良的傳統；老校長還為此題了詞：“樹立良好的校風學風，使學校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陣地。”這確實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1946年，我懷著當時大多數中學畢業生部懷有的那種“工業救國”的想法，考進了杭州之江大學機械工程系，但攻讀外語的念頭始終甩不掉，乃于1947年暑假又報考了燕京大學。事先已聽說燕大西語系相當難考，據說有一年的英語考題只有一道：“試把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譯成英文”，而且不附中文原文，不少考生為此吃了鴨蛋。我幸好沒遇到那樣的偏題，拿到的是一厚本象如今“托福”之類的考題，許多試題還需一邊聽主考老師提問，一邊在考卷上速答，每題都有時間限制，聽不懂那位美籍老師的發問便會一籌莫展。我多虧在中學有過這方面的訓練，僥幸考取了。 燕大對西語系錄取生還要進行一次英語測驗，根據水平分班，成績優秀者可以免讀一二年級的基礎課，直接選修三四年級課程。燕大采用的是學分制，一般需修150個左右學分方可畢業。計分是十分制，十分最優，五分一般，三分最差，四年總成績平均在八分以上為優等生，獲“Golden Key”這一榮耀。此外，若能在三年內讀滿必修學分，亦可提前畢業。
我上燕大那年，司徒雷登已去南京當駐華大使，校長職務由語言學家陸志韋先生繼任。西語系主任是柯克琳（Cochran）女士，1950年由趙蘿蕤老師接任，系里大都是外籍教員。朝鮮戰爭爆發后，外籍教員陸續回國，燕大于1952年同北大、清華的文理學院合并后，也就不復存在了。我考燕大西語系時，英語主考人就是柯克琳女士，后來還選修過她講授的《語言學》，前年訪美時聽說她還健在，一度在臺灣淡江大學任教，現已退休，一直未婚，獨居在馬薩諸塞州。可惜我沒能打聽到她的住址前去拜訪，甚以為憾。
燕大基本上采用的是美國大學的教學方法，老師除在課堂講授外，還布置大量課外讀物，讓學生養成自學習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然后座談討論。他們還經常通過quiz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西語系學生修完每門課程需交上一篇“paper”，都得用打字機按規格整整齊齊打好，這就促使學生不得不學會打字技術。
一年級有一門必修課是《歐洲文學概論》，當時由英籍教員勃爾特女士講授，這門課使學生對歐洲文學的發展史有個完整的概念，然后就可以在高班時選修自己感興趣的專題課程。英美文學主要由鮑因吞（Boynton）女士和趙蘿蕤等幾位老師開課。趙老師是亨利·詹姆斯專家，在課堂上透徹地分析詹姆斯那本小說The Turn of the Screw，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趙老師一向為我所敬仰，她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后，于北京解放前夕返回祖國的，當時正有不少人急著往國外跑吶。她不僅學識高，而且有高深的音樂修養，彈得一手好鋼琴。我畢業后還常到她和陳夢家先生在錢糧胡同的住家去請教，他們夫婦總是熱情地給予指導。記得1955年我開始試譯一部十九世紀匈牙利古典小說棗約卡伊. 莫爾的《匈牙利富豪》，譯完第一章后就拿去念給他們聽，他們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使我受益匪淺，終生難忘。我每次去時，都見到兩位學者在各自的書房里鉆研學問，互不干擾。十年浩劫初期，陳夢家先生被迫致死，使我國無可挽回地失去一位卓越的考古學家，實在使人痛心。趙蘿蕤老師治學謹嚴，為教學不知記下多少本讀書筆記，每頁都密密麻麻地布滿極為端正的小字，這些多年心血積累下來的寶貴資料不幸在文革期間被抄走而下落不明，也使她很傷心。1983年，她已年近七十，趁赴美探親的機會，在短暫的幾個月里廣泛搜集了國外十幾年來發表而她沒能看到的有關研究惠特曼的著述和論文，并到國會圖書館查閱了惠特曼的手稿，以便回國后把《草葉集》一萬行詩句譯得更好更完整，盡快呈獻給讀者，這種嚴肅認真的治學精神令人肅然起敬，也使我這個后輩應該虛心向她學習。
我在燕大選修《莎士比亞》那門課時，講授者是英國文化委員會駐京辦事處主任派克先生。他是做為客座教授來講課的，五十多歲，長得很胖，細致地剖析莎劇的幽默、機智和激情，還親自示范表演福斯特夫，把那個愛吹牛的懦夫、諧者和酒徒刻畫得淋漓盡致。他也是一位木偶劇業余愛好者，曾邀請我父親和我到他的寓所看他和幾位同事提拉的大型木偶劇《羅密歐與朱麗葉》，頗見功力。燕大其他外籍老師也常常喜歡在周末聚會在某位老師家的客廳里，不化裝演些現代劇，偶而還請高班同學參加演出，并歡迎同學們自愿前去觀看。西語系老師還鼓勵同學用英語演劇以鍛煉口語，我在二年級時就曾和同班同學在適樓小禮堂演過英國劇作家J. M. 貝蕾的Shall we Join the Ladies？。這出戲貝蕾只寫了一幕并未完成，但由于寫得機智幽默而仍可獨立演出，講的是一位主人請來許多客人，在晚宴上查詢他們當中誰是殺害他兄弟的兇手，我扮演了那位冷峻的主人。事先柯克琳老師把劇本錄了音，讓我們反復聽練，掌握好發音和語調，當然我演得還是很蹩腳。記得我同一位同學在另一次晚會上還說過一段英語相聲，逗得老師同學們直笑；前年我在洛杉嘰加州大學校園里遇見該校東亞系主任、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知道這位美國年輕教授會說中國相聲，便請他獻藝，他居然學了一大段侯寶林的《戲曲和方言》，真是惟妙惟肖，我可比他差遠了。
燕大西語系學生一般都主修英語，但必須選修一種第二外國語，不及格不能畢業。那時有法、德、俄、日四種語言可供選擇，我好高騖遠，同時選修了邵可侶（J.Reclus）先生的法語（三年制）和窩佛斯先生的德語（一年制）。邵可侶先生以前曾在北京大學任教多年，是一位在中國頗有名氣的教授。他教學嚴格，在課堂上絕不許學生用中國話或英語回答問題。上第一堂課時，他先在黑板上寫下好幾排法國名字，讓每個學生任挑一個，從此他就用那個名字叫你，絕下會弄混；有一位同學選了個“Rene”，大家都笑他取了個僧侶的名字。法語每周有五節課，頭一二年攻讀語法，第三年就以雨果、巴爾扎克和莫里哀的作品做為教材了。我今天還能看懂法文書，譯點法文作品，多虧邵先生的嚴格教學。邵先生在中國教了大半輩子書， 1952年同他的中國太太返回法國，晚年夫婦合作譯介中國古典小說。老先生去年病逝，終年九十二歲。德語我念了一年，只初步懂得點語法，不過后來在工作中有時還是用上了。
燕大為了讓文學院學生多少懂得點數理化知識，規定在一年級必須選修一門理科課程，我選了天文學家戴文賽教授當時講授的《微積分》。此外，西語系學生如果愿意多念學分，還可選修別系的課，我因對英國古典文學感興趣而對英國歷史卻不甚了了，便去聽了歷史系英籍教員休斯先生開的《英國史》那門課，后來我在翻譯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的作品時，便對書中的歷史背景和社會風俗不覺得那么特別生疏了。我還選修了當時的一門熱門課棗夏仁德（Dr．Sailer）教授講的心理學，記得有一次他在講臺上突然掏出一盤蛇放在講桌上，讓同學近前摸一摸，嚇得前排女同學驚叫著直朝后退，后來才發現那是條死蛇，原來他借此測驗一下同學們的心理反應，然后加以解說。這門課使我多少懂得點西方流行的心理分析學，對理解和研究當代外國文學也大有好處。夏先生是一位熱愛中國的美籍教師，曾搭救過不少燕大的進步學生，六十年代重訪我國時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待。最近，世界知識出社出版了《夏仁德在中國》一書，記載了他助人為樂，熱心支持世界進步事業的事跡。他的兒子夏亨利是在燕園長大的，現任華盛頓美中關系委員會副主席，也在為美中友好貢獻力量，已有五次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他去年來京后第二天就獨自到燕園轉了一大圈，夸說當年燕園東門外的“常三”小飯鋪是世界上最好的飯館。 西語系的老師還有個慣例，就是約請新生分批到他們家中作客，這不僅增進了師生之間的相互了解，也使學生有機會了解了社交場合中的西方禮儀。在去邵可侶先生家之前，高班同學事先囑咐萬勿詢問客廳里掛著的那個姑娘的照片是誰，因為那是老先生在戰爭中失去的一個愛女，以免勾起他的傷感。有的同學去當時任講師的吳興華先生家，見他收藏不少西方偵探小說，向他借閱，他并不拒絕，還認為看看這類小說不僅可以從中獲得西方的法律知識，也是學習口語的另一簡便途徑。確實，燕大西語系老師在課堂上講授嚴肅文學，也不反對學生接觸通俗文學。我在燕大那幾年，同學們私下都愛看毛姆的消遣性小說，《飄》之類的流行小說也頗為流傳。我至今仍覺得這其實并沒有多大危害性，反倒可以增進許多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 燕大是一所教會大學，但并不強迫學生都得信基督教，經費是由美國哈佛----燕京基金會提供，校訓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解放后很長一個時期，它被簡單地歸納于文化侵略的范疇，似嫌偏頗過“左”了點。燕大畢竟為我國培養出不少有用人才，一些教學方法，今日看來，也有某些值得借鑒的地方，何況還有不少教職員工和學生對我國解放事業也做出了大大小小的貢獻。如今燕大校友遍布海內外各地，前年我在洛杉嘰參加了幾次美日燕大校友會的聚會，遇見許多三四十年代畢業的老大哥老大姐，他們多數都心向祖國，對祖國的繁榮昌盛寄予很大的期望，會長謝國振先生對我這個初次到異邦的人給予多方面的幫助和指導，使我心中十分感激。這里我也要順便感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夏志清教授和其他學者對我在美講學期間所給予的熱情協助。兩次路過香港時同樣受到那里燕大校友會的親切款待，在一次聚會中還見到了李宗瀛老師。四十多年沒見面了，他還是那么神采奕奕，一點也不顯老，談起清中和燕大的往事如數家珍。1984年，北京也正式成立了燕大校友會，推舉黃華、張友漁、謝冰心、張文裕、黃家駟、吳文藻、翁獨健、費孝通、李汝棋和諸圣麟為名譽會長，雷潔瓊為會長。現在每逢“五四”返校節，海內外校友歡聚在未名湖畔，回憶在燕園度過的美好的光，相互勉勵，為祖國繁榮昌盛貢獻知識和力量。
我自燕大畢業后，沒有從事外語教學工作，卅多年來靠所學的外語摸索著做點外國文學研究和翻譯工作。但是要談經驗，卻十分惶恐，只能說些老生常談的話。
一般說來，翻譯都以“信、達、雅”為準則，而真正達到這三條標準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譯文總應忠實于原作的內容和形式，體現出作者的文采和風格，才屬上乘。有的譯文讓人讀起來別扭，原因恐怕在于譯者沒有把原義琢磨透徹，經大腦消化后把意思合乎邏輯地表達出來。文學作品尤其要譯得通順流暢，不佶屈聱牙，這就要求譯者在外語和漢語兩方面都能有較高的水平，中譯文起碼要合乎漢語規范，不讓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挑出語病來。
為了磨練自己的譯筆，我覺得起先不妨各種體裁都試譯一下，最終就會找到自己擅長的一面。當然譯詩最好本人也是詩人，我個人就有這方面的教訓，曾經貿然譯過馬克思早期的詩作和一些阿爾及利亞詩歌，但是譯文卻缺少詩味兒，原因就在于我本人不會作詩。此外，艱深的著作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也要敢碰。例如，1978年三聯書店約我同董樂山和付惟慈合譯牛津大學柏拉威爾教授那部五十萬字的美學論著《馬克思和世界文學》，起先我們有點擔心，怕不能勝任，后來覺得國內尚無類似的專著出版，譯出來可以提供給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者、外國文學工作者和其他文學藝術工作者參考，就決定壯起膽子開譯。其中攔路虎真是不少，時常逼著我們先去圖書館查找有關資料，然后才敢下筆。有些馬克思原作詞句當時尚無中譯文，便自行譯出，另有多處因該書原引文同已有的中譯文出入較大，也作出了改動以提出商榷。書中提到的近千人和文學作品中的眾多人物一般都在首次出現時加了注釋，以免讀者再花費時間去翻查辭典。工作量確實很重，但是譯完后卻使我們增長了不少學識，而且再譯別的書也就覺得輕松多了。又如我譯美國現代派作家納博科夫的小說《普寧》時，也同樣有此體會。這位文體學家喜用長句和冷僻詞匯，西方評論家說讀他的作品，頭一遍如墮入五里霧中，第二遍略見端倪，理出些頭緒，第三遍方茅塞頓開，發現陽光燦爛無比，而且看他的小說時還需備一部《韋伯斯特大辭典》。譯他的作品難度較大，不得不先把他的語法結構搞清楚，再把他的長句拆開按漢語邏輯重新組合安排，同時還要照顧他那種幽默詼諧的風格，甚至他的標點符號，這確實比譯一部通俗小說要費時，卻給我一個難得的鍛煉機會。
再者，譯一位外國作家的一部作品時，最好測覽一下他的其他作品以及有關他的評論資料，摸清他的底，好象跟他混熟了似的，譯起來便會順手了。這也就是說翻譯應同研究相結合，有時還會由此而得到一些始未料及的新發現。再拿納博科夫為例，我譯《普寧》一書時，曾經參閱他五十年代在康納爾大學任教時寫的俄羅斯文學講稿，就發現了他的一些獨到的見解，譬如說，西方評論家一般都認為意識流手法的開山鼻祖是詹姆斯·喬伊斯或普魯斯特，殊個知納博科夫早就指出它的首創者其實是托爾斯泰。他舉出托翁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述安娜自殺前的心理狀態用的就是意識流手法，另外在《伊萬·伊里奇之死》中也有不少處使用過。我從書架上取下《安娜·卡列尼娜》中譯本，一看果然言之有理。這里僅舉一例，安挪坐馬車去奧布浪斯基家，一邊在看街上的招牌，一邊在想心事：“公司和百貨商店……牙科醫生……是的，我要全跟杜麗講了。她不喜歡渥倫斯奇的。這是又丟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訴她。她愛我，我會聽她的話的。我不向他讓步；不能讓他教訓我……菲力波夫，面包店。據說他們把面團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么好。噢，米辛基的泉水，還有薄烤餅！”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只有十六歲的時候，她和她姑母一路朝拜過特羅伊薩修道院。“我們騎著馬去，那時候還沒有鐵路。難道那個長著兩只紅紅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嗎？那時有多少在我看來是高不可攀的，以后卻變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時有過的東西現在都永遠得不到手了！那時我能想到我會落到這樣可恥的地步嗎？接到我的信他會多么得意和高興啊！但是我會給他點顏色看看的……油漆多么難聞啊！他們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裁縫店和帽莊，……”看，真是一段絕妙的意識流！這不禁使我聯想到近年來我國有些作家也嘗試了這種手法，卻遭到某些評論家的非議。說真的，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不是連現實主義大文豪托翁也用過嗎？
當然，搞研究和翻譯不能在書齋里閉門討生活，也得象作家那樣結合實際，體驗生活。我喜歡譯劇本，譯美國劇作家阿瑟·密勒的《煉獄》（l981年9月，上藝由黃佐臨先生導演上演此劇時改名為《薩勒姆的女巫》）、《橋頭眺望》和《美國時鐘》時便深有此感。劇本中常出現各類人物，如果譯者不深入生活，不熟悉各行各業人士的特點和談吐，譯出來的臺詞往往就會不符合各個角色的身（*貝弗·納博科夫：《俄羅斯文學講稿集》，哈考特·布瑞斯·喬瓦諾威奇出版社。1981年，第183頁與第239頁。選文見周揚，謝索臺譯；《安挪·卡列尼娜》，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1085頁。）份，也很難達到瑯瑯上口的要求。我很欣賞荷裔美國作家亨德里克·房龍說過的一段話，他說，“凡學問一到穿上專家的拖鞋，躲進了它的‘精舍’，而把它的鞋子上泥土的肥料抖去的時候，它就宣布自己預備死了。與人隔絕的知識生活是引到毀滅去的。”有人認為文學翻譯比創作容易，其實不然。美國小說家菲列普·羅斯在《鬼作家》那部小說里描繪一位老作家成天價就是把自己寫出來的文字“顛過來，倒過去”，總是不放心。翻譯何嘗不是如此呢？“顛過來，倒過去”的次數恐怕比作家更頻繁。我國老一輩翻譯家的譯文爐火純青，給人以美的享受，真也可說是一種再創造。 翻譯在西方曾彼人貶為“沸水煮過的楊梅”（A boiled strawberry）、“羽毛拔光的飛鳥” （der gerupfte Vogel）、“隔被嗅花香”（smelling violets through a blanket）等等。今日我國翻譯事業正在蓬勃發展，涌現出大批中青年翻譯工作者，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今后眾多譯作，無論是在思想性上，還是在文體上，都會是味兒濃的楊梅，豐羽的飛鳥，芬芳的香花。我個人雖已接近退休年齡，但還要繼續學習，再學習。學習外語真是學無止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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