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同， 1909年生于甘肅省蘭州市，1923年進清華學校讀書，于1929年秋赴美留學，先插入美國Oberlin College （ohio）三年級學習，后于1930年在Cornell大學選修“中世紀拉丁”。 1931年至1933年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英國中世紀文學，兼讀比較神話學等，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33年赴德、法留學，1934年6月自歐洲回國。爾后由梁實秋推薦去青島山東大學外文系任講師。1936年參加由劍橋大學C. K. Ogden主持的Orthological Institute設立在北平的中國正字（基本英語）分會工作，并在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大學執教。1939至1948年任云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校長。1948至1952年任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兼院長， 1953年任西北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4至1976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英語系教授，后在漢英辭典組擔任編纂工作兼翻譯。1977年任西安外國語學院英語系顧問；1979年遷至月下任蘭州大學教授，從事培養莎士比亞碩士研究生。作者于1939年為中美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了《培根論說文集》（Bacon's Essays）， 195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最近又重新問世。其他譯著尚有《英語語法要點》等。
    水天同具有深厚的外語造詣，精通英法德日意大利拉丁等語言，主攻方向為莎士比亞研究，是國內知名的莎學專家和翻譯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更是一名優秀的愛國知識分子，1939-1948年在云南擔任英專校長期間為國民黨軍隊培養大批翻譯，這些翻譯人員多參加了著名的駝峰航線運輸，為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水天同出自名門，他的父親水梓是解放前甘肅省教育廳廳長，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水天明是蘭州大學外語系教授，其弟弟的三兒子是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水均益。文革期間水天同被下放湖北沙陽農場，后參與漢英大字典主要編纂工作。1988年因心臟病發逝世。

我生在蘭州，長在蘭州，但論我家世卻不是地道的蘭州人，而是臨潭（古稱洮州）鄉下的，在清同治年間逃難來蘭的外地人。我小的時候由祖母帶著，家里人講的是抹去棱角的洮州話。后來我家里也有人說蘭州話了，那是我繼母，但她的影響不大。我五歲進蘭州師范附小，聽到的也是各種方言（蘭州話不占上風）。在中學里聽到的方言更多，有河州話（即今臨夏話），臨洮話，漳縣話，還有少量的湖南話，安徽話。有些老師也是用的家鄉話，如河北話，湖南話，浙江話等，所以，可以說我從小在家鄉就習慣于聽不同的語音、語調，不但不以為難或奇怪，反而覺得有趣，有時也開玩笑地學著說幾句?，F在回想起來，這段經歷對我的外語學習可以說是無形中打了個基礎。 我十歲小學畢業，正值放寒假，我每天除了寫大字和背“大學、中庸”以外，過著比較自由的生活。有一天偶然發現上房的桌上有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中學）英文讀本》第一冊，翻開來一看一字不識！但是書中的插圖全是外國人、地、物等。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人。他們的體貌和服裝都使我感到新奇，有的還比較好看。于是我就天天翻那本書。有一天，我的三叔（水楠，他那時中學剛畢業）忽然問我：“你對這本書很感興趣，是不是？”我說“是的?！彼謫枺骸澳阆氩幌雽W英文？”我答：“想學。”于是我開始學英文了，無非是跟著我三叔“念”英文，有時也作為練習，抄寫課文。寒假完了，那本書也念了約有半本，我對英文既不害怕，也不厭倦，而是很感興趣，反正翻到新的一頁，尤其新的一課，就可能看見插圖，或學到一兩句英國格言、諺語之類，覺得挺有意思。

1920年年初，我考上了蘭州中學，當時是四年制。我進了一年級，英文課用的就是我已讀過一半的《共和國英語教科書》第一冊，和《納氏文法》第一冊。在開課之初，還用過一冊日本人著的《英語初階》，記得這是薄薄的一本書，差不多學了一學期，就放棄了，我因此對它印象不深。只記得它開頭教了英語26個字母之后，就接著教單音節，如ba， bo， bi，等。后來才感到這是仿日語讀本開頭的“平假名，片假名”的，這以后是什么就記不得了，不過若說這種教材無用，也是不公正的?？墒?，現在想起來，教師把英語和我們學生顯露出的困難看得太重了，因而把教學速度有意放慢，慢到許多人上課都感到不耐煩了。后來這本書突然中止，又把重點轉到讀本和文法上了。教法則用的是逐字逐句的翻譯法（當然有的老師也說些英語，不過大多數時間內還是翻譯而且是英譯漢，講解則等于講自己的譯文）?！都{氏文法》除了老師講（即譯）以外，還注重背誦，有的同學能背出許多條條來，但不會講，更不會用。所以學了很久，甚至會背，卻是用不上。這一本一年級讀本和《納氏文法》用了七個學期，還未讀完。比較我在家里讀中文（主要是《四書》和《史記精華錄》和一些古詩文）的興趣就差多了。但是當時對《納氏文法》的教法實屬太慢。七個學期尚未讀完，用的時候也很少，這不就等于白讀了嗎？所以自從離開蘭中以后，我很久沒有看過那本文法。

我一進中學就自己花錢買郵票寄給上海商務印書館，訂了一份《學生英語周刊》，不管看懂看不懂，從上海來的雜志使我感到是從外面吹來的一般新鮮空氣。我每期都翻來復去看，不懂英文時就看英漢對照的文章，看了漢文再看英文，反正十句里懂了一句，也自慰為懂了。但我僅是“自欺”從未“欺人”。我的家庭和同學都不知道我家里還有這個“外來貨”。從閱讀這個刊物，我無形中與蘭州以外的世界有了點聯系，我對英語產生了更多的興趣，甚至愛慕。

1923年夏天，我考上了清華學校，實際上是清華學堂，是一所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自1925年大學成立后，這個學校就停止招生，剩下的兩個年級改為留美預備部。到北京后才知道各地考生要進清華，先須復試。三天復試，可把我緊張壞了?？荚嚳颇慷啵}目多，這姑且不提，到末一天，由教務長張彭春（字仲述，張伯苓先生的弟弟）親自主持。他問了我三四句英語，我大概只答了一半，而且不知道對不對，出了考場，心里非常不安，但也只好“聽天由命”。一個多月之后總算通知來了，錄取了！克日報到上了課之后，心中更是惴惴不安，因為課程十九由外國教師用英語講授，教材自然也多是美國教材。我以前學過的那點英語，詞匯量遠遠不夠，并且我可說是毫無口語練習，在課堂上老師問我，我根本聽不懂，當然答不出。開學的那天教務長曾宣布“清華用的是淘汰制，學生在學期考試如果有兩門不及格就須退學”。想到這點，我不由得誠惶誠恐。后來得到高年級同學的指教，我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本《英華合解辭匯》，回來后天天翻閱，主要是記住英語的詞義，上了堂就硬著頭皮答問，久而久之，課堂上終算也有我的聲音了。文法課是由一位英國老牧師A. L. Pollard-Urquhart（漢名吳可讀）教，他自稱沒學過英語文法，但他懂得英語。我們用的教科書是一位在我國多年的老牧師Graybill著的綜合教材，《英文津逮》第四冊。老師一上堂就發紙，教我們用大約十五分鐘的時間默寫。先是我們學生們合上書聽他念。頭一遍只聽他慢慢地讀課文，第二遍他念我們寫，第三遍他念，我們自行核對所寫的東西，自行改正，然后交卷。其余的時間他講書中的某課課文，講解無多，最后我們師生都默讀課文（有時是一段小故事或一首短詩），然后下課。他非常準時，從不拖延課時，鈴一響，他就合上書說聲Good-bye就下課了。教我們“世界地理”的是謝求靈先生，福建人。他課內課外全用英語，一字漢語也不講，給分很嚴，所以同學們都不喜歡他。但我發現在后來我到外國，暢游英、美、德、法、意等國時，我之所以能獨自一人求學或旅游而毫無懼怕，基本上還是謝先生對“世界地理”這門課嚴格要求之功。

清華的老教師對我影響很大，其中有幾位是我的同學都熟知的，如溫德（Robert Winter）、翟孟生（R. D. Jameson）、譚唐夫人（Mrs. Danton）等，他們對我的多方教誨與幫助是幾天幾夜也說不完的。但是，馬約翰先生對我的啟發與幫助是我永世難忘的。我初進清華時年方十四，眼睛近視，身體瘦弱，在體育課上，我是倒數第二。馬先生不但教會我許多體育活動（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提高了我的膽量，解除了我的畏懼，教會我游泳），而且由于他課里課外都用英語，也使我敢于學著他用簡單的英語進行日常的對話。這對于我是種沒齒難忘的大恩。總之，舊清華的六年（1923一1929）是幫助我成長的六年，在身體方面，我增強了體力和膽量，在智力方面我學會了英語之外，對法語、德語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此外我最感激的是清華的圖書館，它是全校我最愛的地方之一，每逢星期日上午，往往我一人在兩個相對的大閱覽室里游逛測覽。逐漸我學會了翻閱畫報、雜志，也翻看富于插圖的大字典。

1929年初秋，我們班（“留美預備部”）共36人，從上海乘船渡過太平洋赴美留學。我選定了英國文學這個科目，插入Oberlin College（Ohio）三年級。這件事清華早已替我辦妥，但Oberlin的規矩說我必需再補上一年拉丁語或高等數學。我從小就怕數學，當然就同一年級合上拉丁語。教師Mrs. Sturgis是一位熟練而嚴格的老師，在她的教導下，我很快就愛上了這門外語，所以在1930年的Cornell大學暑期學校里我選修了一門中世紀拉丁。在這門課里讀的課文，我早就全忘了，但是上課之初，Prof．Durham為了教拉丁語變化的基礎，先給班上教了語音及語音變化的基本原則，這給了我一輩子學語音的基礎知識。這六個星期的語音學習也為我后來對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俄語的學習奠定了基礎。所以我從個人學習和教學經驗，認為學習外語必須先學實際的語音常識，這也就是“聽說領先”的第一步。

1931年秋，告別了Oberlin，我去哈佛大學當研究生。我的志愿是專攻文化人類學，亦即Ethnology或cultural Anthropo- logy。但當時哈佛并無專教這門課程的教授，學校準許我在比較文學科下報名，先學“普通人類學”，再選修幾門有關的課程，如“比較神話學”、“比較語言學”等。我于是學這些“有關”的課程，以待專門從事文化人類學的教授來臨。1931棗1933年我主要還是學習英國中世紀文學，旁及“比較神話學”等。有些同學告訴我：“你應該報名入神學院。文學院博士研究生要考的語言太多，恐怕你過不了關。”于是我又一次學德語及希臘語。學了一年，二者考試都未過關，同時我得了胃病，于是停修希臘語。到了1933年夏，我的胃病加劇，于是在取得碩士學位后，得到清華留美監督處的許可，決計赴歐“深造”一年。當時還想在德國學習“文化人類學”，但僅在Marburg－an－der－Lahn大學的暑期學校學了點德語，以后就到Heildelberg 等候大學開學。是年希特勒已經上臺，我被告知學校正在“調整”，“你等一等再來吧”。我老老實實地等了兩個多月，已到11月底，而該校仍在“調整”之中。我在巴黎的朋友們來信勸我早回巴黎為妙。于是我忙回巴黎。當時巴黎大學注冊的日期已過，但還允許我選課旁聽。我在巴黎大學的高級漢學研究所選了兩門課旁聽。一門是葛蘭奈（Granet）教授的“中國古代思想”，一門是茅斯教授（Mauss）的“西伯利亞極北少數民族”。聽兩位教授的課所獲得的人類學知識現在已經忘了 ，可是他倆的治學態度和教學精神我沒有忘。他們和我在清華及哈佛的老師們以其為人，著作和對學生的態度，都給了我很大的教誨，可惜我律己不嚴，始終未能跟上他們于萬一。

1933年5月，由于法國政局不穩，而我自己的官費將 ，胃病不愈，決定取道意大利再坐船經地中海、印度洋……回國。意大利之行是找平生最有意義的一次旅行，雖然實際上我只游了半個意大利，南方可說是根本未去，但我到過羅馬，翡冷翠，阿西澤，波朗涅，最后在威尼斯度過了九天極為愉快的假日。我學來的意語雖是微不足道，但我衣袋里有本小小的Jachke編的《英意會話字典》。有了它的幫助，我度過了許多難關。此外，意大利人多數都會說法語，這對我也是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可以說，在意大利的一月，實在是我這一輩子忘不了的暢游。

1933年6月回國，在北平度過了暑天。后經梁實秋老學長的推薦，我到青島山東大學外文系擔任講師。系主任又是一位清華老同學，洪深。他談鋒甚健，系辦公室里常是談笑聲不絕。在系里我認識了一位波蘭籍的女教師，還有李懋祥老前輩，他倆都是精通德語和英語的，因此我有機會講講德語。法語則有趙少候老前輩和我的啟蒙老師朱傳霖，但他們對我都太客氣了，一句法語也不講，八成是我不敢開口吧。我在山大的第二學年末（1936），風云突變。省主席軍閥韓復榘想奪取山東大學的領導權，原校長趙太侔呆在南京，遲遲不返。恰逢我的老師翟孟生（R. D.Jame－son）教授邀我去北平參加他組織的中國正字（基本英語）學會。這是總部設在倫敦的Orthological Institute的分會?？倳闹饕撠熑耸荂. K. Ogden（劍橋），秘書是Miss Lockwood。我在倫敦時曾訪問過他們。我在哈佛的老師I. A. Richards，也是總會的負責人之一。我于是在1936年7月離青赴平。秋季開學后又在北師大兼任英文講師。起先教書失敗，學生嫌我太年輕，行將罷課，我趕忙表示辭職，不來了。后來師大當局又讓我在教育系教幾個鐘點英文，我為了取得經驗，欣然前往。后來又在私立中國大學教了約一個學期的英詩，這已是國難時期了。不久即辭職南下，赴昆明避難。在昆明，中國基本英語學會與云南省教育廳合辦了一所云南省立英語?？茖W校。辦學的目的是為云南省培養中學英語師資。英專招收高中畢業生，學制三年，由我擔任校長。我的后臺是我的老師，先是吳可讀，后是溫德。我在這兩位老師的指導與幫助下，又得到了許多中外友人的幫助，如聞一多、凌達揚等。雖然在那些年月辦學確屬艱難，但終于把英專辦下來了，到1948年校舍也有了，學生也多了，省方也終于把我校經費列入預算，學校可謂前途光明。然而1948年的云南，階級斗爭尖銳化了，我思鄉之念與馬齒日增，終于在那年秋季辭職返故鄉。多蒙蘭大校長辛樹幟優待，聘我為蘭大教授，后來又蒙他慨允續聘英國文化協會補助云南英專的兩位英國女教師Mrs. Pearson和Miss Harris為蘭大教師。我和蘭大原有的教師于蘭州解放之初（1949年9月），經校方同意辦起了蘭大英語系。1952年院系調整，英文系的學生除調干者外，一律調到西安西北大學，我也于1952年年底隨之前往，任該校外文系主任。那時廣大的西北地區就只剩這一個外文系了，而系里學生為數不多且情緒不高。教師老老少少卻有不少（約三十以上），這個系連一間辦公室都沒有，與歷史系合系辦公。在這種情況下，我一方面向上級“陳情”，爭取到了一間辦公室，一方面安定人心，讓教師們多少有課可教，另一方面常跑學生宿舍，同他們談天，以提高他們的情緒，同時也增長我對他們的認識和彼此的感情。干了一年多，到1954年的夏天，高教部的楊秀峰部長駕臨西大，宣稱“第一期的院系調整已近尾聲。我們還沒有照顧西大，現在照顧你們一下，把外語系撤銷。”我當時因事請假不在場，回校后聽到此言，懊喪與氣憤齊生，頓起文不在茲，事無可為之感。后來一想離家不遠，閉門讀書，也是良策，于是安下心來，在西大圖書館工作了約一個多學期，自己由于外行大概犯了不少錯誤。1954年7月忽接教育部調令，調我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于是我先回老家省親，然后赴京就職。我在北外總共二十一年，苦樂都嘗過了，不必細述。不過1966年9月，我妻（原名高木郁子， 1953年入中國籍，改名高友梅）急病去世。從此我雖不是萬念俱灰，也可說是忍辱茍活，在1970～1971年一年半的干校生活之后（感謝8341某部的領導，大部份時間仍未與外語完全脫離），于1971年秋回校，奉調到漢英辭典編輯組工作。我雖不懂辭書編輯這門學問，但從“五七戰士”回到外文工作，總算安穩了。但是，（1）對辭典我是很愛的，也用過不少，但對“辭典學”卻從未學過，可說是個門外漢，（2）當過五年右派之后，“摘帽右派”余臭猶存，在組里說話，稍一不慎，就受到或隱或顯的非難，我因身體不好曾多次請假，不樂上班，此事為組領導所不喜，次年1975年3月，突然通知我，要我去加入《拿破侖傳》翻譯組。我早認為我當了“摘帽右派”無論譯什么，著什么，均不會出版，這次不過是變相地把我請出辭典組之計而已。于是我推辭說“我身體多病，早已決心結束翻譯工作，請另簡賢能”。后經翻譯組的領導鐘述孔同志剴切勸說，我才同意了。我們小組一共五人，鐘述孔領導有方，他在分工方面“身先士卒”，同時還關心每一位組員，又積極負擔起領導集體校議的工作，所以我們準時完成了《拿破侖一世》上卷的翻譯，不誤時辰地交了稿，獲得了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同志的好評。是年10月，北外政工組的一位同志偕辭典組的一位組長，到我宿舍“動員”我退休。這是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始終未敢露出半點請退之意。現在由他們奉校領導之命，叫我退出北外，真是“固所愿也，不敢請耳”。但我又不敢過于積極承諾，恐其又是一計，于是籠統答應，以還須與家里人商量為辭，在我一生中這可算是辦了一次得體的“外交”。次日我去辭典組走了一趟，見我的座位已撤，而且無人理我。這就證實了我的揣度棗“動員”我退休實即辭退我之意。于是我在作好一切準備之后于1976年初從北京外國語學院退出，搬到家中。

此后三個月我過的是清閑日子，心平氣和，隨分自安。但是，是年7月28日京津唐地震。8月我獨身到蘭州看望老家，這些都不必贅述了。但是我可以說，從此步入了老境，雖也干些雜活，實際上是當個掃邊老生，敲敲邊鼓而已。雖年老多病，思想也跟不上時代，但終不能忘情于外國語與西方文藝中的杰作。由于多方面的鼓勵與幫助，我曾在西安外國語學院英文系任顧問，結識了好幾位青年朋友。1979年大病初愈，又蒙蘭州大學領導及多年老友誠意相邀，于是年9月返蘭大任教。隨后組織了莎土比亞教研室，培養碩士研究生，雖得到中外友人的多方贊助而成效只是初見端倪，“后事如何”且看諸神旨意。

我也曾作過些翻譯工作。北平淪陷后，我蟄居家中的一年多時間里承老友關琪桐的推薦，我為中美文化基金委員會譯了Bacon's Essays（我譯的書名為《培根論說文集》，因此書不是一般所謂的“小品文”或“隨筆”之類而是作者對人生、世情的深思的結果）。譯稿于1942年交該會負責人任叔永先生，到1951年冬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最近又重版問世，大概我足資后世紀念之作，就此一本了。其余譯稿多半喪失。有少數幾部留在出版社手中，前途未卜，就不必提了。

以上所談，局限于個人的一些經驗。至于這些經驗有什么意義？我想大致不外乎下列幾點：

1．學習外語，應從幼年學起。

2．學習外語（學習任何學科）必須愛學，若沒有愛，則難以有成。

3. 學習外語，跟良師、益友不可分割，更不可忽視圖書館。孤獨的閉戶讀書效果不會好的。

4．良師、益友還要加上廣大的社會，切忌單憑書本學習，切忌通過漢語學習外語。

5，學習現代外語，所用教材應生動活潑，避免空洞教條，多用些插圖。

6．學活的語言，必須聽說領先，若學了好久而耳不明，口不靈，光會念書，這個“會”是很可懷疑的。

7．學好英語再學別的語言，但這不包括輕視漢語，那是我們自己的語言，應首先學好。

8．語法 + 翻譯的教學法我不贊成，那是勞而無功，也可說是弊多利少。

9．就我國的現況而言，英語已是第二種語言了，若要再學一種語言，須俟漢語、英語都達到較高的水平后再學，以免顧此失彼，貪多嚼不爛。

10．我反對把翻譯列入英語基本功，翻譯需要譯出和譯入的兩種語言都達到相當的水平，方可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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