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玨良，安徽東至人，1916年生。1935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 194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194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英語系研究院獲碩士學位。1946一1947年任北京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專任講師，1950年至今任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其間于1975一1980年兼外交部翻譯室副主任。解放后參加過多次國內國外重要會議翻譯工作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周恩來選集》上卷、《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定稿工作，并研究翻譯英美文學作品。現任中國比較文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譯協理事、全國外國文學會理事、全國美國文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等。 我學習外語（主要是英語）和從事外語工作一晃五十多年了，其中經驗教訓不少，回想起來也不無值得一談之處。我這個人學語言天賦不高，外語也不是很小時候就學起的，但到了今天總算學會了一門外語棗英語，所以我對學外語要有天才和必須從幾歲學起的說法始終持懷疑態度。

開始學英語時我已經十三四歲，在那以前一直在家塾里讀四書五經古文唐詩。當時因為要考中學才開始學英語和算學，請了補習先生在家里讀，用的課本是周越然的《模范英語讀本》。讀了一牛多后考入天津廣東中學初中二年級，讀的一本語法，已不記得名字，還有一本簡寫本的《魯濱遜漂流記》。過了一學期，轉學到南開中學，讀的是學校自選課本，里面都是些小故事，我不甚感興趣，學得糊里糊涂，沒有多少收獲。下年到了初中三年級，遇上一位老師，名叫劉伯高，才真正學到一點東西，所以多年來我一直懷念感激他。劉先生的教學法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一是少而精，一是反復實踐。當時他抓的重點是語法，而語法之中又只抓了兩項，一個是動詞（包括分詞和動名詞），一個是關系代名詞和關系副詞即who，that，which, where，when等。他也并不多講，只把動詞的形態變化列出一個表來發給學生，關系代名詞關系副詞也列一個表，各舉幾個例子，也發給學生，在堂上就是翻來復去做練習，不厭其煩，經過一年我們這些學生大多能把動詞變化的形式掌握得很熟練，再也不會在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的動詞后面不加一個s或者把take的過去式搞成taked了。甚至比較復雜的如同have been doing也能在形式上掌握，固然在意義上還不很清楚。在處理復合句子上也知道who和whom的區別了，這些事看來很小，但是在非英語環境中學英語，在初中就能把它們搞清楚對打好基礎是十分有意義的。

從中學里的另一位老師李堯林先生處我受益就更大。李先生是巴金先生的哥哥，燕京大學畢業生，我在高中一二年級都跟他學英文，除了必修的英文課外還有一門“英文選讀”。李先生教會了我們簡式的國際音標，鼓勵我們用以英語解釋英語的字典（我當時用的是《牛津袖珍字典》），同時給了我們許多泛讀的材料。記得有商務印書館出的一套簡寫本讀物，包括莎土比亞戲劇故事，丁尼生、朗費羅作品故事等，還有一本德國小說家施托姆（Theodor Storm, 1817一1888）的《茵夢湖》給我的印象最深。這大概是因為別的幾本都是小冊子，只有個故事梗概，而這本書一來故事的浪漫氣息正合十幾歲的孩子口味，二來雖是譯文還有些文采，其中吉卜賽女郎歌老師在班上讀得津津有昧，還把一種譯文讀繪我們聽（好象是郭沫若的），真有點聞所未聞了。李先生的教學法也活潑多樣，很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例如他在上課文之前常常讀一個小笑話，要我們默寫下來，然后口述幾個問題，由我們寫出答案交上去，由他評閱，他還在班上組織朗誦劇本，曾用過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由學生分擔劇本中角色，寓學習于欣賞之中，效果很好。但我所受的這位老師的好處還不止此。他為人溫文爾雅，平易近人，只身一人住在學校教師宿舍，我常到他屋子里去，他書架子上放了許多英文的和中文翻譯的書，經常談起里面的內容，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也就開始看一些英文翻譯的歐洲名著，如莫泊桑短篇小說等。他也常介紹一些和學習語言有關的參考書，如牛津版Vallins著的ABC of English Usage 就是他要我學會使用的。在高中時還有一位史麗源先生，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聽說是專學法文的，但英文很好。是他把當時燕京給一年級學生用的填字改錯教材給我們用，對引起我們學生對英語的結構和用法的注意，特別是前置詞的用法，起了很大作用。我還特地買了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語前置詞用法詞典，經過了半個多世紀，歷盡滄桑，這本書居然還在，可算是一件個人紀念品了。

中學時的課堂教學給我的英文打下了較好的基礎，但從另外的途徑我也學到不少東西，有的甚至是課堂里學不到的。在我十七八歲時我父親認為英文要學好還得跟外國人學，就給我找了一個英國老太太課外補習。這位老太太的丈夫在當時中國的鹽務總署工作，本人不學無術，大約是個中學畢業生，純粹是家庭婦女，本來也不教書，經人介紹才特地收了我這個學生，但她普普通通，到還沒有傳教士之類的那種悲天憫人的俗氣，而且講話是一口純正的英國音。和她見面之后，她要我自己選教材。我當時覺得中學里的教材程度太淺，想讀深一點的東西，恰巧家中有一本牛津版“世界名著叢書”里的《英國散文選》，我以為這大約和中國的唐宋八大家文選差不多，就選來用了，那知道一開始就碰了壁。那本書的頭一篇是培根的《論真理》，開始是這樣的“What is truth？Said jesting Pilate；and would not stay for an answer. ”，這句話里的"jesting Pitale" 因為有一條注，還可以懂，但“would not stay for an answer”我就無法懂了，那位老太太也說不出個名堂來，這本書當然無法用下去。后來她聽朋友說可能美國書要容易一點，就給我找了一本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見聞札記》（The Sketch Book），總算生吞活剝地讀了下來。過了一年因為我已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功課比較重，也就不再去了。和她學了一年，唯一的好處就是敢張嘴說英文，見了洋人不怵頭，發音上也有所改進。還有一件偶然的事。大約是在1934年，我的堂兄周煦良從英國留學回來到天津我家里小住，知道我在學英文，就叫我把作文拿給他看，用了兩個晚上給我當面一邊改一邊講解了好幾篇，觸及到的有語言問題也有思想邏輯的問題，使我頗有頓開茅塞之感，從此對以英文寫文章發生了興趣。還有一件事對我閱讀能力的提高甚至比英語課本身還起了更大的作用。和許多水平較高的中學一樣，當時南開中學使用的許多教科書是英文的。我們在初中三年級讀的幾何課本就是英文的，然后高中的數學、化學、物理等課本都用的英文教科書，特別是高中一年級讀了美國海斯和慕思（Hayes and Moon）著的現代史，對擴大詞匯、提高閱讀能力大有好處。當時的數學習題和物理化學的試驗報告都用英文，考試答卷不要求但也可以用英文答。我當時對英文已很有興趣，所以在這些科目試答卷都用英文。這么一來，英文就成了吸收知識和表達思想的工具，有一種“真槍實彈”的感覺，也可以說是初步“過關”了吧。

除了學校，我還利用了別的機會來學習。當時天津有一家英文報紙，叫“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有一學期，上面說的李堯林先生在班上舉行朗讀比賽會，我得了第一名，他給我訂了一個月的這家報紙做獎品。我看看上面的一些新聞也很能懂，并對上面的一些商品廣告發生興趣，學到不少詞匯。后來自己就長期訂閱了一份，慢慢地也就習慣讀英文時事報刊了。天津有兩三家賣外文書、主要是英文書的書店，我在高中二三年級的時候常去翻書。這些書店都是開架的。書籍之外還有許多種雜志，因為去的人很少，所以在那里翻看也沒有人來管。原版的外國書價錢很貴，所以我買書時不多，只買過《世界文庫》版的《金庫詩選》（The Golden Treasury），英譯本《共產黨宣言》和《怒吼罷中國》，這些書都是一兩塊錢一本的。還買過幾本雜志，如蘇聯出的《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 Literature）英文版和美國的《新群眾》（The New Masses）等等，那就更便宜一些了。去這些書店，還有一個好處，可以和里面的店員講英語，那些店員大多是白俄，英語并不甚高明，我也不怕講錯了，因而可以大膽他講。除了原版的英文書以外，當時我國的一些出版商也出版過一些英文書籍，如北新書局的英漢對照本小品文選（梁遇春選），詩選和散文選，商務印書館或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套戲劇選，這些書我當時都有，不時瀏覽，既引起我對文學的興趣也提高了英語水平。大約在1934或1935年開明書店出了一套由林語堂編英國著名語音學家瓊斯（Daniel Jones）發音的英語發音練習唱片，我父親買了一套。我在以前雖學過簡式國際音標，但沒有較系統的發音理論知識。這套唱片附有說明書，簡明地闡述了發音原理，讀后我初步得到了對英語發音的理性知識。有了這知識再去聽唱片并跟著練習又改進了我的英語發音。三十年代上半期我讀高中時，開明書店出版了林語堂編的一套英語課本，又出了他的《開明英語法》，我各買了一部。這部語法講法新穎，舉例生動，讀起來非常有趣，特別是有一章叫“Fact and Fancy”，專門講虛擬語氣和情態助動詞的用法。這兩項是英語里很不好掌握的，特別是概念不易搞清楚。林語堂的辦法正是從概念著手，先把這個弄清楚了再談語法上的表達形式。加之他語言清楚，舉例既恰當又有趣，讀后有豁然開朗的感覺。他這本書和后來讀的Otto Jespersen的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是我青年時受益最多的兩本語法書。要對英語有比較扎實的掌握，對“用法”（usage）也是要下一番工夫才成。前面說過，我中學的老師李堯林先生曾介紹我看Vallins著的ABC of English Usage，同時我還有一本更大的書，就是Fowler著的、牛津大學版的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前一本書篇幅小，詞條簡明，我曾把整本翻閱一遍，需要用時又把有關詞條仔細讀過。后一種是一本大書，無法全讀，而且內容文字都比較難，在中學時我常常讀不太懂，但當時頗有股傻氣，不肯放手，不懂再讀，這么翻著翻著，從高中到大學，慢慢也就讀懂、會用，收獲不淺了。上述這類書在當前好象不大時髦，甚至會有人認為頗有“學究氣”，我的看法則是，在中國的環境里，如想把英文真正搞好，特別是寫的方面，在這類書上下一番工夫是不會白費的。

我于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在外國語言文學系，主要是讀文學，在大學時期（后兩年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英語的提高主要靠的是讀文學書和有關文學和文化的書。雖然大學一二年級都有“大學英語”課，每周還有作文，但是我們這批學生的程度早已超過了這些課的要求，所以應付應付就過去了，主要精力都放在讀書上。我在西南聯大還學過一門筆譯課，當時老師是葉公超先生，學期之未他要求每個學生選一篇較長的文章譯成英文，我選的是沙汀寫賀龍將軍的一個速寫，記得里面有“一杯水主義”和“小鬼”兩個詞我不懂得，后來問了同學查良錚（即詩人穆旦）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那時已接觸了一些解放區的進步文學，我則一無所知。

在大學時代對我寫英文文章有突出影響的有兩件事。一是遇上兩位改文章的好老師，英國的燕卜蓀先生和我國的葉公超先生。前一位是詩人、批評家，他的詩風深受英國十六世紀“玄學派”的影響，散文則“瘦硬通神”，以思路縝密，文字簡潔精練著稱。他改文章首先注重邏輯思維，找出毛病就給你一兩句一針見血的評語，造成極深的印象，下回再寫文章自然就會注意了。其次他最不喜歡可有可無的形容詞等等浮詞，文章里碰上了準給你劃了去，還要加評語，說明理由。跟他學了一年我明白了寫文章首先要把思路搞清楚，不可能作者思想模糊或混亂而能使讀者弄明白所講問題，也知道了要避免陸機《文賦》里所說的“文不逮意”。葉公超先生自己能寫漂亮的英文文章，所以給學生改文章常常指點如何寫文章就能漂亮一些。記得那時我在大學四年級，他住在離西南聯大校舍不遠一家當地名人（可能是李根源）墳園里的幾間相當寬闊的屋子里。過幾個星期他就叫我們這班學生去他那里一個個地當面改作文，邊講邊改。所選的地點也很有意思。墳園里只有一個大墳，很講究，四面有白石欄桿，師生都坐在欄桿上拿那里當露天課堂。大家沐浴在昆明的迷人陽光中聽老師的精辟見解，真是一種享受了。他改文章不但改字句，而且對通篇也有評語，記得我當時讀了蘭姆（Charles Lamb)的小品文集后寫了一篇文章，仿效了一些文字上小巧的地方。他看了后說能在文字上下這種工夫還是好的，但要知道這不是大方家數，不能把精力全放在這方面，否則文章不能寫得真好。這種評語真是使人受用不盡的。可惜這門課沒有學完一年，因為中間葉先生為處理家務事回到當時淪陷的上海，被日本憲兵抓去，很吃了些苦頭，放出來后就改入仕途，沒有再回學梭，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了。因為自己得益于老師改文章，所以至今我無論教什么課都要求學生寫文章自己改，并且要加批語。當然這也可以說是“苦差”。但對學生非常有好處，而且有時看到青年人寫出好文章來，對教師說也不失為一種樂趣的。 我在昆明讀書時學寫英文文章受益很大的另一件事是閱讀了一些文學評論的書籍。學寫文章，特別是用外語寫文章，總要有個范本。當時燕卜蓀先生有Edmand Wilson的Axele's Castle和T. S. Eliot的The Sacred Wood兩本書，我借來讀了，前一本書講現代派文學，主要是詩，后一本是藹略特的批評文集，幾篇臉炙人口的文章如“傳統與個人才能”，“論玄學詩人”等等都在里面。我當時讀了這些文章真有進入了新天地的感覺。同時這兩本書的文章風格也吸引著我，它們好似作者手中隨心如意的工具，把細致曲折的思想表達得那樣清楚，那樣毫不費力，讀起來好象直接接觸到了作者的思想，幾乎不感到還有個作為媒介物的語言。我感到寫文章就是要這樣寫，于是讀書時不但努力掌握內容同時也注意它的文章，久之也就摸索出一些道理來。那時清華大學有些書運到昆明，其中有一套英國出的“荷加斯講座”（Hogarth Lectures），其中有Herbert Read的Phases of English Poetry，Edwin Muir的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等等，每本篇幅不長，內容文字都有可學的，我也看了不少本，很受益處。

我從大學畢業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但對英文還在不斷學習之中，讀書，看報，聽演講，聽廣播往往都有收獲，看來學語言這件事也是活到老，學到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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