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外語和我的文學創作
葉君健， 1914年生于湖北省紅安縣一個小山村。1933年進武漢大學攻讀外國文學，大學畢業后赴日本東京教授英文和世界語。1937年“七七”事變后回國，在武漢參加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作國際宣傳工作。武漢失守后，赴香港繼續作抗戰宣傳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先后任重慶大學、復旦大學、中央大學英文教授。1944年應英國戰時宣傳部之聘，赴英國各地演講。戰后在英國劍橋大學的英王學院研究歐洲文學。1949年秋回國，在文化部對外文化事務聯絡局（后改為對外文委）工作，并任英文刊物《中國文學》副主編至1974年。現任中國文聯委員，作協主席團委員，外國文學交流委員會主任等職。主要著作有：《山村 《它們飛向南方 等三部英文長篇小說，用世界語寫作的短篇小說集《被遺忘的人們》，童話集《小仆人》、《王子和漁夫的故事》、《真假皇帝》、《葉君健童話故事集》，長篇小說《火花》、《自由》、《曙光》（總稱《土地三部曲》），《曠野》、《遠程》（與《山村》一起總稱《寂靜的群山》三部曲），中篇小說《開墾者的命運》、《在草原上》等，短篇集《新同學》，散文集《兩京散記》、《遠行集》、《櫻花的國度》、《西樓集》、《天安門之夜》等。主要譯本有：茅盾的《春蠶·秋收·殘冬》（中譯英，取名《三季》），安徒生童話全集》，《安徒生重話選集》、童話作家安徒生》，美國丹克的劇本《四十九經度》，日本鹿地亙的劇本《三兄弟》（譯成英文）等。1979年還出版了《葉君健近作》。
文章學習外文，以至后來教外文和用外文寫作及翻譯棗這是我小時連做夢也沒有想過的事。我出生在鄉下，啟蒙識字也是在鄉下的私塾里開始的。我的故鄉是在大別山邊的一個小縣棗黃安，現名紅安。自然條件差，那個地區非常貧困，也非常閉塞；但鄉民卻很尊重知識。較大的村子一般都設有私塾，地點大都是村頭的祠堂里，等于是村辦事業。一般家庭，只要不至于窮得整年餓飯，總要讓男孩子在私塾里學習識幾個字，以便使他們多一條出路：如果沒有田種，識得幾個字就可以到鎮上支找個當學徒的職業。學習識字的代價并不高，家長一年送給塾師斗把米就夠作為束 了。我的大哥小時從一個當塾師的舅舅讀了好幾年經書，所以他長大以后，因為父親和弟弟都在外地當店員，家里無男子，得留在家照看幾畝地，但他尚有多余的時間，便在村里當起塾師來：象農民一樣，半年辛苦半年閑，在那閑的半年他就在祠堂里教村童。這對我當然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因為即使在農忙時節，只要我們有點空閑，他也可以輔導我學習，使我中斷的間隔不至太大。我從六歲發蒙開始，斷斷續續讀到十四歲，在一般鄉下孩子中算是書讀得最多和時間最長的了。 但哥哥受舅舅的影響，是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在我的情況下，他認為讀書的目的不單是為了識幾個字，還應該學習做一個“君子”人的道理：他認為《禮記》中所闡述的那些倫理教條就是人類社會和個人行為的最高準則，因為那是中華民族文化和道德的結晶。“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外國的東西沒有一樣是對的。至于番邦的語言棗即英文，當時鎮上已經在推銷一些舶來品，上面印有英文商標，他更是疾惡如仇。“這些蚯蚓般的叫人惡心的涂鴉，也算是文字！有人學它，還以為時髦，斯文掃地，莫此為甚！”這也代表他對“夷狄之邦”的語言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的評價。我當初受了他的影響，也有些類似的看法。但是萬萬沒有料到，后來我居然也學起番邦的文字來了，而且還學得很認真。 我十四歲時離開農村后，就開始學這種“夷狄之邦”的語言--英文。那是在上海，從字母發音學起。學習這種語言是因為我進了一個新式學校，英文是一門主科，不得不學。從代表孔孟之道的“圣賢書”轉到學一種番邦言語，內容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降到“桌子、椅子、男孩、女孩、貓、狗”等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詞匯，這對我說來，無論是從思想上或是生理上講都是一種折磨。但是學了一年多的時間以后，我開始能閱讀一些寓言和簡單的童話故事。這就使我的觀感逐漸起了變化。我開始發現了一個新天地。這些讀物的內容雖然與圣賢的言論背道而弛，但卻更富有想象而又接近生活。特別是《伊索寓言》，它們所包含的智慧并不亞于孔盂的那些警語。至于風趣，它們遠遠超過“圣賢書”了。特別是從安徒生的作品中選出的那些童話，它們還能掀動我的感情，使我有時笑，有時哭，有時既不能笑，也不能哭棗即所謂啼笑皆非 ，如《皇帝的新裝》之類的故事。“圣賢書”從來沒有在我身上產生出這樣的效果。
原來夷狄之邦也有高深的文化！這是我讀了上述一些故事后得出的結論。逐漸我從英文的語調中又發現，這種語言雖然不及我們的象形文字那樣形象化，但它的詞匯也能引起幾乎同樣生動的聯想。至于它的行文節奏，輕重分明，似乎比我們以單音節為基礎的語調更多樣化，更有音樂感，這種新的感覺，使我對于英文的認識又更進一步，因而我對它的態度也變得嚴肅起來。而且對于它的學習越深入，我對于它的興趣也就越濃厚，逐漸我對于這種文字從音調到風格開始發展出一定的欣賞能力，從而也就能從中得到一定的快感。我甚至還幻想，某一天我自己也將要用英文寫點東西了。
我對于英文進入了這種境界以后，又開始接觸到了另一種歐洲文字，即波蘭的眼科醫生柴門霍夫所創造的世界語，這種人造語言最初是以它的“內在思想”吸引住我。柴門霍夫創造這種語言并不是為語言本身，而是為了一個遠大的、多少世紀以來許多哲人希望能夠實現而未能實現的理想，即通過一種中立的、不屬于任何單一民族的國際語，世界的人民能夠相互交流思想、取得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人類和平、天下一家這個美好的烏托邦。這種愿望可能是太浪漫主義化了一點，但它卻打動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如當時俄羅斯的大作家托爾斯泰。柴門霍夫于1887年發表了這個語言的方案，1889年出版第一個世界語刊物《世界語者》。當時波蘭還是在沙皇統治之下，所以這個刊物得拿到德國的紐倫堡去印刷。刊物出版后沙皇得知，立刻下禁令不讓它進入俄羅斯的領土。他的表面上的理由是由于托爾斯泰在創刊號上寫了稱贊這個語言的文章。但實際上是沙皇害怕這個語言所代表的理想：建立民族之間的理解、信任和友誼，這與沙皇的政策是背道而馳的：他統治俄羅斯帝國的策略就是在各民族之間制造誤解和矛盾，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這也說明世界語一出世就已經顯示出自己的影響和威力。它表達了人民的意愿。
我也受到了這種語言“內在思想”感召：爭取得到世界人民棗特別是弱小民族棗的理解和同情、友誼和支持，正是我們中國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應達到的目標之一，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侵入了中國，正想滅亡我們，我們得與世界人民團結在一起，使他們在我們爭取自由和獨立的斗爭中成為我們的盟友。于是我便開始自習世界語。這是一種以拉丁語系和日爾曼語系的文字為基礎的語言。它采用了這兩種語系的諾法和造字的特點，而剔除了其中繁瑣和不合理的成分，因而顯得特別簡練、靈活，富有彈性。此外之的發音有規則而又不單調，念起來有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那樣的節奏感。它實際上是幾種歐洲主要語言合理成分凈化了的綜合體。通過它的語法構造，我對英文的規律也獲得了一個較清晰的概念，因而也幫助我能更深入地、更科學地理解英文的特點。
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分析英文就常常拿世界語的語法和用法來作比較；換一句話說，我是用拉丁語系和日爾曼語系的語言的慣用法來解剖英語。這就使我跳出了英語本身習慣的局限而能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理解它的本質。我覺得這樣學習英語比較客觀，透徹，容易看出它的特點，從而掌握這些特點，而用于自己的英語寫作和翻譯。當然這不過是我個人的英語學習和比較研究英語的一種方式。但有不少的學者認為，用一種語言和另一種語言比較，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價值。因此有些英語學者和教學研究單位，就認為教授英語和研究英語（當然是比較高級的）倒不一定非以母語為英語的學者不可，倒是以外國學者（當然是對英語有很高造詣的外國學者）為宜。我在劍橋大學英王學院做歐洲文學研究工作的時候，隔壁的那個同樣馳名的學院“三一學院”的英語教授都是聘請外國的學者擔任。我在那里時它的英語導師是一位印度人，在那以前是一位德國人。的確，英國公認的英語語法大師不是英國人，而是哥本哈根大學的英語教授耶斯佩生（Otto Jespersen ，1860一1943)。他的《英語的成長和構造》（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和《根據歷史的原則論現代英語語法》（A Modern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四大卷）一直被英國學者認為是研究英語的權威著作。
與此相同，英國近代文學中被英國人公認為一個杰出的文體家的，不是英國人，而是原籍波蘭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 , 1857一1925）。康拉德在十八歲時才開始學英語，而且不是在英國的學校里學，而是作為一個水手在英國的輪船上學。他所擅長的外國語是法文棗那是他從小就在家里學會的，他運用起這種語言來要比英語純熟得多。后來當他決心要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他曾面臨過一個難于決斷的問題，即用他所擅長的法文呢，還是用英文？因為他長期在英國輪船上工作，習慣于英國人的脾性，對英國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感情，他才決定用英語創作。但他所寫的英語并非地道的英語，甚至英語中的某些語法他也沒有完全掌握，如should和would這兩個在虛擬式中常用的助動詞，他很少用得準確過。
事實上，我也用英文寫過幾部小說，有一部長篇小說《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還被英國書會（Book Society）選為英國1947年出版的最佳小說之一，另一部短篇小說集《無知的和被遺忘的》（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也被英國書會選為“推薦書”之一。但說實在的，我所用的語言并不是純正的地道的英語。我的句子的結構與習慣的英語行文頗有距離，那是根據邏輯式的語法規律（多少還采用了一些世界語所反映出的拉丁語系和日爾曼語系的語法規律）組成的。劍橋大學有一位研究英國文學的女研究員，博覽群書，對于英國作家的語言和風格特點有很高的素養。我曾把上述兩本書送給她看，并請她就我的英語提出坦率的意見。她也真的很坦率，在頁邊上用鉛筆作了許多有關不符合英語習慣的用法的旁注棗幾乎每頁都有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奇怪的是，“書會”的評選委員會（都是由知名的作家所組成）卻對這方面的問題沒有理會，而只注意風格。英國許多報刊在評論我的英文作品的時候，也沒有指出任何文字的缺陷；相反它們還稱贊文體具有很大“魅力”。
但是我并沒因此就沖昏了頭腦。我自己心里有數。英語究竟不是我的母語，我對它的知識和使用的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位女研究員提的意見，文字角度講，都非常正確，我也為之心服。我的語言沒有受到文學評論家的指責，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我是為文學創作而使用這種語言。文學創作準許有創新，在語言上也是如此，容許不合本地人語言的習慣的表現法，特別是當一個外國作家在使用這種語言的時候。即使一個本地作家，有時為了表現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動作或特定的性格，也可以自由創造適合內容情節所需要的表現法，甚至詞匯。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一l965）曾寫過一篇關于他在文學創作中使用語言的故事：他的秘書（一位年輕女子）當然是他的第一個讀者，也是他的第一個批評家。他的每一篇稿子都是經過她整理的，最后由她打出清稿。她是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忠于自己的職守，對每個詞，從拼法、綴字到造句，她從不輕易放過。她對他的作品精讀的程度，恐怕毛姆本人也比不上。正因為如此，她發現毛姆的作品中文字瑕疵不少，因此她心里感到很不安。毛姆發現了她的苦惱，便請她對自己的文字作些修改。她也就真的這樣作了。但結果并不是盡如人意。“她把文字風格完全破壞了！”毛姆說。“我也很不安，我得把她的加工全部抹掉，一字不漏地恢復原樣！”
作家的語言，有個人的特色，打破常規是他的職業的屬性的一種。上面所提到的英語文體家康拉德，他所寫的英語的風格及其行文、節奏，與其說是英國式的，還不如說是歐洲大陸式的，也就是拉丁語系式的。但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英文具有一種特殊風味和非凡的魅力。我讀了一些英國作家的作品后忽然發現他的作品，真是有如發現一個新大陸，感到分外新鮮，從中得到極大的快感。這可能是由于我受到了反映拉丁語系和日爾曼語系文字特點的世界語文學作品的影響的原故。我感到康拉德的文字風格適合于我的欣賞趣味。如果說有什么英國作家在文字風格上對我產生了什么影響的話，我想那就是康拉德。正因為他的文字是那么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也才躍躍欲試地想用英文創作棗我也這樣作了，但眼高手低，我的英文絲毫也沒有康拉德的氣味。當然這也不可能。別人的優美文字風格，對自己只能產生啟發的作用，要想模仿，那是徒勞的。
但有些，當然不是所有以英語為母語的作家的文體風格，對我也深深地具有吸引力，如純屬英國人的女作家佛吉尼婭·吳爾芙（Virginia Woolf , 1882一1941）的作品。她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小說是一部沒有被評論家認為是她的代表作的《奧蘭多》（Orlando）。她在這里所使用的雖然是在英國高級知識分子中間棗特別是劍橋和牛津知識分子中間棗所流行的那種代表文化素養高的英語，但它的行文中都隱隱地搏動著一種拉丁語系文字棗如法文棗的節奏。這給人一種新鮮和輕快感。另一位作家也深為我所喜愛，那就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一1941）。他的母語雖然也是英語，但他卻是一個愛爾蘭人。愛爾蘭人有他們自己特有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氣質。他們僻居在一個小小的島國，但在文化上卻沒有島國的偏狹性，倒似乎與陸洲大陸結上了某種親緣關系。這也許是他們宗教（天主教）所促成，盡管喬伊斯本人早已揚棄了這個宗教。他早期的作品，如《都柏林人》（Dubliners）和《青年藝術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雖然是用地道的英文寫的，但散發出一種大陸歐洲味，同樣使人感到新鮮。即使他后來寫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為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雖然讀起來難懂，但其行文節奏和風格仍給人一種清新的詩意感覺。 我的這種感覺可能與個人的氣質和個人特有的脾性有關。但這種氣質和脾性不一定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通過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欣賞而逐漸形成的。我的英語（也包括世界語）的應用（包括講話和寫作）也為這種感覺所影響。這種感覺在實踐中能轉化為英文遣詞和造句的思維方式。我不是從小就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而開始學習這種語言時齡已經相當大了，得用理智去學，以便在較短的期間內就能掌握英語的規律。因此我不能一開口或一下筆就本能地講出或寫出英國人的習慣用英語。我的英語是通過理智和邏輯思維，按照英語的語法規律，在大腦里臨時組成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外國式的英語棗但不是現在我們用于對外宣傳中被外國人所認為的那種“中國英語”（Chin-English）。我猜想，康拉德也通過這種方式織出他的文章，因而他的風格也具有一種外國昧。這種外國味也是他的風格的特征之一棗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
英國人一般都比較保守，但在對待他們的語言方面卻很開明。這是他們和法國人所不同的地方。法國人把他們的語言禁錮在傳統之中，不讓它越出規范的雷池一步，為此他們還特別組織了一個“法蘭西學院”（L’Academic Francais， 1716年成立），不僅是語法變動，就是一個字，要進入法文的字典，都得經過院士們的討論和評議棗有時這種討論和評議是冗長的，甚至是無休止的。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他寫的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巴黎的陷落》一書中，曾經對這些院士們作了一番很生動的描述，以說明當時某些法國上層人士對于民族遭遇到危機的時刻的情況：當希特勒的軍隊已經打進巴黎的時候，法蘭西學院院士們還在喋喋不休、但是鄭重其事地辯論某些詞的合法性與非法性。當然，第二次大戰以后，整個歐洲政治和經濟形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文化和語言也不例外。美國英文正在猛烈地沖擊法語。看來這股浪潮很難阻擋。嚴謹的法語中已經滲進了大量的美國字和表現法，并且也已經滲進法國的日常口語中去了。對此我不知道法蘭西學院能議論出什么有效的對策。
但英國卻來取了另一種態度。他們的語言吸收了不少外來的成分，以豐富它的表現法。翻開《牛津簡明字典》，查查每個字的歷史背景，就可以知道，有大量的詞匯是在英語發展的過程中從外面傳進來的。文體風格方面也不例外。上述的康拉德被認為是文學英語中的“文體家”，就是這種態度的表現。這種開放的態度使英語可以從世界許多其他的語言吸收了不少營養，而豐富自己的表現能力，同時也使英語變得靈活，富有彈性，因而也促使在英語中出現了許多母語并非英語的知名作家。1982年我赴英國參加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筆會時，倫敦的《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特派它的著名記者買斯基（Mirsky）來訪問我。在他的訪問記中，談到他對我的印象時，他一開頭就特別點出我講的英語。他說：“他以四十年代的英語，侃侃而談他在新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感受。”無疑，言外之意，他是說我與外面世界隔絕了多年，不使用英語，所以我講的英語也過時了。
其實解放以后我幾乎天天在使用英語。我從1950年起就一直在編一個英文刊物《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我們有原籍英國和美國的專家為我們潤色譯稿。我天天和他們打交道，自然也和他們講英語，因此對這種語言并沒有脫節。但是這位英國記者一聽就發覺出我講的是三十多年以前的英語。我曾懷疑這位記者自大，以為我們多年閉關鎖國，連聽講的英語也落后了。但轉念一想，我們那些英、美籍專家從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起就往在中國，一直沒有回到本國去過，他們的英語也倒是真有點過時了。我和他們在辦公室里講起來倒很自然，但一拿到當今英國就使人感到有些別扭了。的確，現在是個一切發展迅速的電子時代，語言的發展也不例外。后來英籍女作家韓素英和我談起這個問題時，她說，八十年代的英文單是科學的新詞匯就增加了近萬，至于其他詞匯，增加的更是不少。文字風格自然也有所發展。就是在那次訪英期間，我特別買了幾份最新文學期刊和小說;研讀的結果，我發現當代英語確是有了不少的改變，我所使用的那套語言也確是有些陳舊了。因此也不奇怪，外國讀者要把北京發行出去的一些書刊所使用的英語說成是“中國英語”（Chin-English）。
這使我開始有了自知之明，因此我和英國朋友交談或應他們之約寫點短文時，就特別注意我的用詞和行文。我有意識地使我的英文“現代化”。就在那年夏天，國際筆會的秘書長、英國作家比得·艾爾斯托布（Peter Elstob）來信約我為英國筆會的期刊《闊頁》（Broadsheet）寫一篇有關英國四十年代文壇的回憶錄（因為那時我在英國寫作，參加英國的文學活動），為當代正活躍的作家們（當時這些作家們正在軍隊中服役，還沒有開始寫作）提供一點當時英國文學界的情況。我如約寫了。在把稿子寄給他的時候，我特別附了一封信，指出：我離開英國文學界已經三十多年，在此期間沒有寫過一篇英文創作，因而把這種語言丟生了，文體也舊了，希望他在我的文字上作些必要的加工。但他回信說：“這篇文章正符合我們的意圖，如果我們在你的文字上作個別字句的調整，削足適履，塞進一些當代英文中的慣用語，那就完全破壞你的風格，也失去了文章的味道，所以我們一字不改，全文發表。
他們也就真的這樣作了，文章發表在他們的刊物1982年的春季號上。這篇文章等于是向英國文學界傳遞一個信息：我仍然健在，并在繼續從事文學工作。從此我又開始在英國的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如倫敦《泰晤土報》和文學月刊《倫敦雜志》（London Magazine）；英國筆會了解到我又開始用英文寫作，也在1985 年選我為它的全權會員（美國筆會在此前兩年也這樣作了），承認我再度參加英國的文學活動。但這也正說明，英國人并不強求一個外國作家所寫的英語非符合英國當今的常規不可，只要有一定的風格特色，便可以被接受。
我所學過的當然不只英語和世界語兩種。事實上，后來由于對西方文學研究的需要，我還學了拉丁語系和日爾曼語系的其他幾種語言，如法文和德文（這兩種語言我在大學念外文系時就作為第二和第三外國語學過）、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丹麥文和挪威文。我不可能在這些語言上花大多的時間，也無此必要，因為我學習它們的目的是為了閱讀，既不想講，更不想用它們作為寫作的工具。但是要真正讀懂這些語言中的書刊還必需徹底了解它們的文字，而要徹底了解它們的文字，就必須徹底了解有關語言的規律和結構以及所有詞匯按這些規律和結構所發生彼此之間的有機聯系。只有這樣才不致使自己的閱讀成為囫圇吞棗。但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在學習語言上再花太多的功夫，得以速成的辦法去獲得閱讀的能力。
有了一、兩種其他的西方語言的基礎后，要以快速的方式再學其他西方語言，那也不太困難，因為他們無論在語法和詞匯上講，都有許多相類似的地方。這就對快速掌握這些語言的規律提供了條件。但要使這些條件有利于加速學習，那就要充分利用理智和邏輯去分析，去理解這些規律。只有通過理解才能掌握和記住這些規律，甚至詞匯。我想這是成年人學外語和小孩子學習外語所不同的地方。
文學中有所謂比較文學，我想語言也同樣有比較語言，我這里所謂的“比較”當然只是指語法規律和詞匯而言。語言經過一比較，它們之間的語法和詞匯的共同點及差異也就很快可以被發現出來了。這也有助于理解和記憶。而且這種“發現”本身就很有趣味，不僅是一門學問，也可以說是一門藝術。這種過程就是從理性轉化到感性、從邏輯轉化到感情的過程，也是用較快速的時間學好一種外語的過程。
我國人學習外語大概都是從開始可以運用理智的年齡起步。解放以后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中學一般沒有外語，外語學習是從大學一年級開始的。所以學習的時間不是太長，學生得用快速的辦法弄通外語，因為歲月已經不饒人了。如果象小孩學母語那樣以自發的、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方式學習，那就不僅要花許多時間，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因為年紀大了，腦子復雜了，一個人已經不可能象孩子那樣天然地、不知不覺地對一種外國語言學會講和聽，更不說寫了。只有通過理智去學、去掌握語言的規律，才能縮短學習的過程。我想著重地再說一句，要理解讀物，要聽懂外語，要講和寫得通順，還必須運用理智和理智的思維！因此通過“英語九百句”或者“范句”（Patterns）那樣的學法，我始終懷疑我們的成年人能否取得成果。我國有許多人，學了好幾年英語還沒有能弄通，我想絕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沒有掌握所學的語言的規律，因此也就始終沒有能正確地理解或者使用這種語言。
解放前我曾在大學教過幾年書，主要是英語和外國文學。那時從高中升上來的大學生都學過好幾年英文，但他們很少有人能寫出無語法錯誤的、通順的短文、甚至句子。這也旁證出他們在閱讀英語的時候，由于他們對于英語句子的結構及詞匯之間的有機聯系概念不清，他們也就不能清楚地理解原文，也不能講出或寫出通順的英語。補救的辦法是幫助他們徹底弄清語法的規律，而這也并不困難，因為他們已經有了一定量的詞匯及一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范句”作基礎，他們只須理一理他們所學的外語的語法，他們就會豁然開朗，融會貫通。但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對語法進行有系統地、全面地、從頭開始地“理一理”，從中截取片斷是無濟于事的。
當然，我的這種說法只是根據我個人學習和教授英語的經驗，也許太偏狹、太主觀。但我想，把我這點有局限性的經驗再說明一下，大概也無訪。我曾經堂·吉坷德式地發奮，決心在最短的時間內學好英語，因為我開始得晚，年齡已經夠大了。我死記了許多單詞，也讀了一些短篇故事和散文，甚至還能欣賞它們。但每次英語測驗（也就是我在中學的時候），我的答題總是錯誤百出，得的分數很少棗甚至錯在哪用我也不知道。由于我無法對自己作出解釋，而我又在學習上花了那么多的氣力，我就不禁要懷疑起老師，認為他對我這個鄉下來的“丑小鴨”有偏見。這個懷疑的破除，是在學通了英語語法以后。那是1931年暑假。那年暑假我因經濟困難，想盡快結束中學的學業，以便走向社會謀生。所謂“結束”，我的意思是指把受到中等教育所應懂得的學科真正都學通，特別是英文，因為它在謀生方面比其他的學科更有實用價值。但怎么把英語弄通？我沒有經濟力量去找老師補習。也沒有人指點我學習的竅門。我只有以閉門造車的方式摸索。最后我終于找到一本書，叫做《英文典大全》（Complete English Grammar），本頭很厚，是個美國人著的，名字已經忘了。當時流行的一部英文語法名《納氏文法》（Nesfield Grammar），共五冊。據說這是英國人在印度推行的英語語法課本。許多中學也拿它做課本，但由于它本頭大，又非常繁瑣，從來沒有人教完過。每個學期教員只教授某些個別章節，從不連貫。我學了那些孤立的章節，始終未能了解全貌，越學越糊涂，不僅對理解英語規律無幫助，反而使人對語法望而生畏。這本《英文典大全》雖然是從二十六個字母談起，但是全而不繁，循序漸進，逐步把我引進英語全部結構的殿堂。我花了兩個月的工夫，把它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為了透徹理解，我又讀了第二遍。這樣過去所學到的有關語法的零碎知識，一下子就被連貫起米了，終于使我對于英語的全部結構有了一個較完整的概念，換一句話說，英語這種異邦文字的特點我總算是基本上“弄通了”。
后來我在大學教英文的時候，這個經驗便成為了我教學方法的根據。我排除了學校一般形式上的規定。先騰出一段時間，壓縮讀物（Reading）的內容而集中講英語語法規律，使學生們在中學學會了的一定數量的詞匯和一些孤立的“范句”（PhrasePatterns）得以通過他們新學通的語法規律有機地貫串起來，對英語有個整體的概念，從而能夠基本正確地運用它。
我第一次在大學課堂講英語是1944年秋。地點是重慶大學。那時我剛從香港回到戰時的首都，原來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教書，而是想體會一個戰時大后方的生活，看是否能做點對抗戰有益的工作。自從1938年武漢撤守前夕我去香港后，有近兩年里我來往于這個殖民地城市和孤島上海之間，非常懷念內地及在敵侵襲下過著困苦生活的人民。我主要的工作是使用英文和世界語，通過這兩種文字翻譯一些抗戰時期的文學作品，寄到外國的報刊上去發表；此外我還和戴望舒、徐遲及馮亦代等編了一個英文刊物《中國作家》（Chinese Writers），其目的是借此向外國人民介紹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下所受到的苦難和他們抗擊日本法西斯軍隊所進行的斗爭。我自己當然也為外國刊物寫了一些有關中國戰時文學的文章。在我離開這里以前，我把我所翻譯的中國戰時小說收集成兩本書：《新任務》（Nova Tasko一世界語）和《中國戰時小說集》（Wartime Chinese Stories_英文）。不久它們就分別由香港的遠東使者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無疑，如果條件可能的話，我還想在內地也繼續做這些工作棗盡管我也知道，在內地國際郵道阻塞，譯品達到國外可能有困難，至少得在郵路上費很多的時間。雖然如此，我從香港通過越南到達昆明后棗這是當時唯一回內地的通道，我已經想把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了。那時正是夏天，重慶上空有名的濃霧已經隨著春天而逝去，日本侵華的法西斯軍隊正利用那新出現的明朗的天在重慶進行口夜不停的、持續的疲勞大轟炸。去重慶的車輛稀少，我只好暫時滯居昆明。通過云南作家、當時任昆明商會秘書的白平階的安排，我得以在作為西南聯大工學院的校址的迤西會館找一個儲藏室作為暫時安身之地。這里很安靜，除了在西南聯大師范學院教書的沈從文和在云南大學任教的穆木天偶爾來訪以外，我幾乎是在過著隱居的生活。我便利用這個機會又重新翻譯文學作品了。我譯了一個劇本。這部作品比較長，是當時得到好評、在中國參加抗戰的日本作家鹿地亙寫的一個三幕劇《三兄弟》。它的內容是反對日本軍閥侵華戰爭的，反映日本人民在法西斯統治下所過的悲慘生活。我譯完它時，也是夏天的結束、我要首途赴重慶的時候。我把它連同我寫的一篇從越南赴昆明沿途見聞的散文一起寄給在莫斯科用六種歐洲語言出版的月刊《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 Literature）的主編羅可托夫（Rokotov）棗我不認識他，但我在香港時已經為他的刊物譯過一些中國抗戰小說，因而與他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關系。這是我第一次在內地向蘇聯發信。我不知道國民黨檢查信件的特務工作效率怎樣，會不會發現這份郵件而加以扣留，以至追查寄件人。總之，我只是在離開昆明的前夕才寄出這份稿件，在信皮上虛構了一個寄信人及其地址。半年以后我發現，這篇譯稿終于在《國際文學》上發表出來了。
當我還在香港的時候，一位好心的朋友曾建議我到重慶一個藝術中專學校去教書，借以維持生活。他也為我向在該校任教的一位朋友寫了封介紹信。我到了重慶后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去拜訪這位朋友的朋友。他得知我的來意后，便微微地皺了一下眉頭，略微攤開雙手，做出一個“人微言輕”、無能為力的樣子。事情既然如此，我只好頹然告別。恰好我在香港的老朋友愛潑斯坦那時也到了重慶，任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他得知我的情況，表示非常關心。恰好那時重慶大學的英文主任教授衛士生是他的朋友，曾多次要求他擠出一點時間去重慶教幾個鐘頭的課，愛潑斯坦便推薦了我。 衛士生原是在美國研究教育的。在留美期間，他辦過報紙，態度激進，據說曾受過國民黨的通緝。他當時已經接受了在遵義的浙江大學的聘書，要想到那里去教他的本行--教育。但他是重慶大學的英文主任教授，主管全校的英文教學，學校不讓他走。他聽到愛潑斯坦的介紹，便改變了主意，想向學校推薦我去代替他。但我是1936年離開大學的，畢業剛不過三年，既沒有當過助教，更沒有作過講師，忽然來代替他這個主任英文教授，他又躊躇起來。我會見他時，也皺起眉頭來，不知說什么好。愛潑斯坦見此情況，就把我在倫敦、紐約和莫斯科一些著名文學刊物上發表的譯作進一步作了介紹。這時他的眉頭舒展開了。他答應向校方全力推薦，他的努力終于取得了結果：校方同意了，但有一個條件即只能“代替”，不是應聘。 我就這樣教起英文來了。前面說過，我學習英文也曾經歷過一番曲折。我教英語沒有經驗，但我學英語卻飽嘗了一番甘苦。這種甘苦現在可以作為我教學的參考。重慶大學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四川本省。他們在初中就開始學英語，所以論學習的年限他們并不比我差。但也象我一樣，他們學習得沒有系統。雖然他們的詞匯記了不少，語法的條文也背了一些，但就是對這門外語沒有整體的觀念，詞匯和條文在他們的腦子里只是一些孤立的原素，不能有機地串貫起來。因此他們讀起書來也不能準確地理解原意更難寫得出通順的作文。針對這種情況，我征得其他教員的同意，集中地花了一段時間幫助學生從頭到尾復習英語語法，使他們能夠全面地掌握這種語言的規律，從而能夠比較正確地理解它，使用它。 這種輔導實行三個月的結果，學生終于能夠讀懂比較復雜的原文，也能寫出比較通順的句子。那時重慶有六個大學，每年要聯合舉行一次六大學學生英語演講比賽。評判員大多是當時駐重慶的英、美知名記者。重慶大學只有理、工、商三院，沒有人文科學，自然也沒有外文系。別的大學參加競賽者基本上都是選自外文系，而重慶大學的參加者則只能是學理、工、商的學生，所以過去每次比賽都是名落孫山，但這年重慶大學的選手卻取得了第三名，終于扭轉了不成文的歷史慣例。正因為如此，我的這套教學辦法便引起了校方和其他學校同事們的注意。第二學期校方便正式發給了我“英文上任教授”的聘書，結束了“代替”的身份。但也就在這年夏天，學校鬧了一點學潮，暑假期間更換了新校長。一年一度的暑假也是一年一度教員應聘和解聘的時期。別的教員都領到了下一學年度的聘書。我那張“英文主任教授”的聘書一直不來。我立時懂得這意味什么--我被解聘了。原來，上學期我做了一件觸犯當局的事：我介紹了兩位美國駐重慶的新聞記者棗以寫了《中國震撼世界》而聞名的杰克·貝爾登（Jack Belden）和現任美中友協秘書的休·迪安（Hugh Deane）訪問了當時的商學院院長馬寅初；關于此事我曾另寫過一篇回憶，名為《在沙坪壩的時候》，談到此事，不再贅述。我得趕快另謀出路。當時在隔壁中央大學即現在南京大學的前身即外文系教書的柳無忌就介紹我去他的系任教。該校外文系主任范存忠，也許是“欣賞”我在重慶大學教英語時那套作法，立刻就接受了。這樣，我的困境就算解除了。
范存忠是一位事業心強的人。他竭力想要把他的系辦好，培養出一批優秀的英語和英國文學研究人才。事實上他在這方面也取得了成績，現在國內有不少的英語學者就是從他的那個系里出來的。1983年我應邀去美國講學，在好幾個大學遇見一些華裔知名文學教授，他們都是抗戰時期中央大學外文系的畢業生。這個系在當時的中央大學也的確是個很出色的系。它所擁有的教授也大多數是英語文學研究的學者。如俞大縝、俞大姻、陳嘉、初大告、孫晉三（解放前去臺灣）和上述的柳無忌等。我在外文系是負責全學校基本英語的教學。當然我自己也教三個班學生。在這個工作崗位上我算是穩定了下來，一教就是三年，直到1944年夏天我應英國戰時宣傳部之聘，去英國參加反攻歐洲大陸的國內動員工作為止。
去英國后我的正式英語教學工作就告一段落，以后就再也沒有教英語了。我雖然還在別的大學教過書，如復旦大學及解放后全國院系調整前的輔仁大學，但我在那里教的是外國文學課程，如散義、戲劇和小說選讀等。在這些科目里，凡是牽涉到英語文學方面的問題，我的著重點是放在風格方面，因為研讀這些科目的學生，已經在英語語言方面有了一定的水平，不僅較全面地掌握了這種語言的規律，也能較熟練地使用它，包括聽和講，還能寫較通順的短文、讀書報告、甚至畢業論文。
談到風格，說實在的，傳統性的英語、習語性的英語（Idiomatic English），比起象康拉德那樣帶有一點異國風味的英語來。對我個人的魅力并不是那么大。也許世界語及其他拉丁語系的文字如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以及這些語言中的文學作品，把我的閱讀胃口及欣賞趣味弄得雜了，不純了。一般說來，我覺得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在音調、詞的結構、行文節奏及其所引起的形象聯想，都要比英文生動而又深沉，讀起來能在我的腦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別是詩。我對于西班牙語的詩特別有偏愛，即使剔開內容不談，光詩句的節奏和構詞，我念起來時就無形體會到一種快感。在這種意義上講，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為芬尼根守靈》，盡管讀起來費解，但行文節奏和他所創造的一些詞匯所引起的聯想和形象，也在我的感官上產生出同樣的效果。 但現代英語中也出現了非常規、不落陳套、使人起一種新鮮愉悅感的東西，如布隆斯伯里學派（Bloomsbury）中的作家所寫的英語對我說來，特別佛吉尼婭·吳爾芙是如此。我也從她的風格中得到極大的享受。現在有些英國評論家指出，習語性的英語在逐漸失去它的新鮮感，而且由于近代信息傳播媒介（mass media）發達，一種所謂新聞語言（journalese）便應運而生，使習用英語變得更平庸起來。已故的英國著名編輯和評論家西里爾. 坷諾萊（Cyril Connolly）生前就多次和我談到過這個問題，指責現代英語在失去活力和創造性及高格調。他提倡一種新的英文風格，即既雅典而又活潑新鮮的風格。他借用了一個中國字來表示這種風格的特點： mandarin。這原是中文“滿大人”的譯音。這個字原本代表滿清官兒，后來意思轉變成為“北京的標準話”，即" 國語"， 坷諾萊又根據自己的意思把它轉變成為“莊嚴、言之有物而又雅典”的風格。坷諾萊是一個法國文學的愛好者，他的這種主張也許同樣受了拉丁語系文學語言的影響。
語言，也象其他學科一樣，同樣是在不斷地發展的。坷諾萊的這種主張也是源于一種發展的觀點而提出的。語言雖然是一個民族生活中的自然產物，但如果老在常套里兜圈子而不注入新的血液，有意識地推動它發展，其結果則勢必要變得平庸，甚至退化。當然，語言本身也在隨著生活的變化和發展而在變化和發展。這本來也是一種自發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同樣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的變化和發展如果任其自流到一定的程度，也可以又形成一種新的常套，逐漸使自己變得暗淡無光，活力衰退。比如我們現代的文字風格，“五四”以后及解放戰爭期間曾經是生氣勃勃，充滿了戰斗活力，在鼓舞人民的斗志和感情方面起過重要作用；對我們的文學創作也賦予了一種足以反映時代精神的特質。但是過去若干年來一種新的常套又逐漸開始形成，由原來是新鮮活潑的詞匯，逐漸變得人云亦云、毫無想象的陳詞濫調式的套話或廢話，使文字失去了活力。這種情況的造成，當然有它社會的原因，但主要的恐怕還是作者由于受到這種風格的影響而變得遲滯起來。所以我們的當代文字，似乎也有必要作一番“振興”的努力。
文字運用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而這種創造性的發揮者基本上是作家特別是文學作家。一個民族的文學的發展，與它的作家的創造分不開。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史都能證明這一點。當然，作家在文字方面的創造性也不是從天而降，或生來就有，或由一時的靈感異想天開所觸發，而是由許多實際綜合因素所形成：人生的修養，知識的修養，政治的修養，本民族文化的修養，外民族文化的修養，等等。但丁之所以能創造意大利文字，從他的作品內容看來，就知道他具有比上述一些因素還更廣泛、更深厚的修養。就文字本身而言，民族的文字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可以推動創新。這不僅在今天信息飛速流通的時代是如此，即使在遠古交通極為不便的時期也不例外。梵文通過唐玄奘的佛經翻譯影響了中國文字的發展，歐洲語言通過希伯萊文《圣經》的移植加速了成熟的過程。在當今世界，一個民族搞文字閉關自守，也會使自己的文字變得大大落后于時代的。
這樣說是不是有些數典忘祖、反民族精神的味道呢？我看不是。這不是泯沒或輕視本民族文化，而是發展、豐富本民族的文化，因為一個民族能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來翻新自己的文化，創造新的民族文化傳統，正說明這個民族的生命力強大，創造性強大。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包括新的文字語言，即白話文，就是吸收了歐洲的文學和文字營養而創造出來的。其他文化和科學各個方面的發展也不例外。有時外來因素，一旦并入本民族的機體中，還可以產生一種帶根本性改變的結果。如馬克思主義，它本來是純歐洲的產物，但一旦被引進了中國，便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和面貌，促成具有中國特色（或中國民族式）的社會主義出現。是否也可以這樣說，在當今這個世界，一個民族如果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創造，而固守自己民族文化的所謂“純潔性”，那么這個民族的文化不僅發展不了，可能還會萎縮。
個人也不例外，至少我個人有這樣的感覺。我寫過一點文學作品和搞過一點文學翻譯。我所用的語言，我知道已經不是純習慣式的中文（Idiomatic Chinese）。這與我學的一些歐洲語言有關，也和我學習這些語言的方法有關，也和我長期使用這些外語、特別是用世界語和英文來翻譯和寫作有關。通過這些實踐我逐漸養成了一種用外文思索的習慣，而習慣成自然，因此這又無形在我身上形成一種后天的本能。在我寫中文的時候，這種本能也無形發生作用，在我的中文文體中得到明顯的反映，這種文體雖然不是歐化，但文字結構卻受了歐洲文字的語法規律的影響。所以我寫的中文基本上大概都可以按照語法分析，其流暢性及群眾性自然遠遠不及趙樹理那樣的作家所寫的純粹鄉土中文，但是這種寫法已經成了定局，無法改變，我也不為此感到惋借。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群眾”對我的監視放松了一點。我利用晚間比較“自由化”了的一點時間，偷偷寫了一個我多年想寫而擠不出時間寫的三部曲《土地》三部曲。在這一套達百萬字的小說中，我長期使用外語的習慣，也不知不覺間在我的文字風格中得到了反映。“四人幫”倒臺了后，我靜觀了半年，確定他們再沒有復辟的可能，便把稿于拿出來，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審閱。在此期間，在上海的一個出版社當編輯的朋友對此也感到興趣，便把底稿要去看了。他的另一位編輯朋友也把稿子看了。他們很熱心，也很認真，給我提了極為寶貴的意見，其中有一條就是文字風格問題。他們認為，我描寫農民的那些章節，如果能改成鄉土語言，把他們的對話也改成農民所在地方的“方言”，那就更可以表現地方特色和人物性格了。 這位編輯同志的話很有道理，但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卻礙難作到。我所寫的農民對話，也是合乎語法規律的話，可以按照語法規律分析。這樣寫，我反而覺得更自然些，行文也更通暢些。我想，從實際出發，這樣作也未嘗不可。中國是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幅員廣闊，各地農民和各地工人都有自己的鄉土話和俗語。如果用一個地區的土話來寫，其他地區的人可能看不懂，或者根本不懂，那就勢必要把許多讀者排斥在閱讀范圍之外。此外，就創作本身而言廣表現地方特色和人物性格也不一定就非通過某個地區習慣語或方言不可。我用英文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山村》，以大別山區1926一1927好的大革命為內容，其主要人物都是農民。我所用的文字當然不可能是方言俚語，只能是合乎英語語法規律的通用的英文。但地方色彩和人物特點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對此，精于表現地方色彩和塑造人物性格的作家劉心武，讀了我的作品后，有這樣的觀感：
“… 尤其與眾不同的是，人物的對話不但排斥地方性的方言俚語，而且往往并不直接摹擬說話者的詞序聲氣，竟大量使用一種轉化過來的書面語言。（《山村》如此，讀者或許以為是從英文譯過來的緣故，但《土地三部曲》直接用中文寫，也如此）。讀到這些對話時，你會既感到他們不會用這樣的語言說，又會感到此刻他們要說的確實只能是這樣的意思。按說，這樣的寫法，似乎很難準確地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表達好人物之間的關系，但仔細讀《山村》，細細品《土地三部曲》吧，卻自有一種淡雅雋永的藝術魅力，越讀，越感到自然、親切、有韻昧。仔細想來，這樣的寫作法，與其內容也是相適用的……” （見《十月》1982年5月號）
當然，劉心武在這里所談的，主要是涉及寫作技巧和藝術風格，但他著眼點還是從我所使用的文字出發。我覺得他的觀感和分析符合我對文字使用的作法，也反映出我的文字運用方式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很明顯，這種文字運用方式不是由我別出心裁地主觀想象出來的，而是長年學習和使用外語在我自己的寫作上所表現出來的后果。這種后果的是非，已經由劉心武在無意中作出了判斷。我不敢說這種語言運用的方式、在文字風格的“百花放齊”中可以成為一朵花，但至少它已經被對寫作有經驗的作家所承認，因而似乎也可以存在。
本文地址：http://www.hengchuai.cn/writing/method/400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