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國璋—學英語就要無法無天
許國璋是我國著名英語教育家、語言學家。1915年11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寧市。
1934年6月畢業于蘇州東吳中學，同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習。1936年9月轉入北平清華大學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畢業。他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校。1947年12月赴英國留學，相繼在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攻讀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1949年10月回國，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直至逝世。
1994年9月11日，許國璋教授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
外號“雪萊”
1915年11月25日，大詩人徐志摩出生18年后，在他的故鄉———浙江省海寧市硤石鎮，又一位影響中國幾代人的大學者———許國璋出生了。這是一個勤奮的學子，一個帶著詩人氣質的青年。他少小離家，先后輾轉求學于嘉興、蘇州、上海等地，1930年考入東吳大學（現蘇州大學）附中。到1934年高中畢業時，他的成績為全級之冠。
按照當時東吳的慣例，三所附中畢業的前3名可入本校大學部的文、理、法三學院，均減免學費，第一名則全免。但許國璋放棄了這種優待，執意考入上海交通大學，主修管理學，后于1936年9月轉入北京清華大學外文系二年級，與王佐良、李賦寧、周玨良、查良錚、李博高等人同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的三個多月，北大、清華、南開相繼南遷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理、工、法等學院設在長沙城內，文學院則搬至南岳山中，租借圣經學院為校舍。在南岳，聚集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學者教授，如吳宓、葉公超、柳無忌、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金岳霖、錢鍾書、錢穆以及英國詩人及文論家燕卜蓀（WilliamEmpson）等。1938年初，臨時大學西遷云南昆明，文、法兩院暫設在昆明西南的蒙自。4月5日開學，校名遂更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許國璋在名師的指導下含英咀華，學業精進。晚年的許國璋在他的自傳體文章《回憶學生時代》中寫道：“從此時起到1939年夏，歷南岳、蒙自、昆明三地，過了大學生活的最后兩年，三年級聽燕卜蓀課，四年級問學于錢鍾書先生，執弟子禮至今。”
許國璋英語地道，獨具風格。他喜讀18世紀英文散文，尤其是艾迪生（Addison）和約翰生（SamuelJohnson）的文章，前者純正、典雅；后者莊重、鏗鏘。許國璋頗得個中三昧，人們聽他的演講純屬一種藝術享受，而由他譯的司馬遷《項羽本紀》選段竟得到當時教四年級的漢英翻譯課、眼界高、要求嚴的葉公超教授的激賞，認為頗有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文風。
1939年7月許國璋從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他先后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和復旦外文系任教。1947年12月，許國璋赴英國留學，相繼在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攻讀17世紀、18世紀英國文學。鐘情于雪萊、又贏得“雪萊”外號的許國璋，在大詩人雪萊的故鄉，圓了他充滿詩意的夢，在“康橋”追尋老鄉徐志摩當年的浪漫蹤跡……
許國璋既是一位著名的英語教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語言學家和語言哲學家。而世人熟知許國璋，大多是通過他主編的四冊大學《英語》教科書。許國璋的名字與“英語”成了同義語，已經家喻戶曉了。
許老主編的《英語》（即風行至今的《許國璋英語》）出版于1963年，歷經30余年而不衰，為國內外所罕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系桂詩春教授曾和許老開玩笑說，“許國璋英語”已經成為像英國英語、澳洲英語那樣的英語變體了，你看街上不是貼滿了“許國璋英語班”的廣告嗎？桂先生認為該教材之所以能歷久不衰，是因為它抓往了兩個特點，一是結合我國實際，二是適合成年人自學。
一部《許國璋英語》，受惠者不計其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李良佑先生曾經撰文說：“中國自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出現了一個出國熱潮。或求學，或工作，或移民，不同文化教育層次的均有出國。我在美國，發現不少人從中國帶出去的書籍中都有許國璋主編的英語教材。我偶爾好奇問之，為何不遠萬里攜帶此套教材？答曰：看來看去還是許國璋的實用。”
特異的文風
北京的幾位外語界名教授在學術上各有造詣，深孚眾望，但就個人的性格及文章風格，又各有異趣。有的是忠厚長者，慈祥隨和；有的才華橫溢，然出言下筆謹慎；有的外柔內剛，文筆犀利；有的則是刻意求新，談吐行文均氣熱磅礴。許國璋應屬最后一類，他學養頗深，涉獵甚廣，學貫中西。除英語教育、英美語言文學外，他為語言學、語言哲學研究做出了獨特的富有開創性的貢獻，而在翻譯、文化史及魯迅研究等領域也多有建樹。
許國璋是國內最早研究和評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學者。他那篇發表在《西方語文》第2卷第2期（1958年5月）的文章《結構主義語言學述評》，不僅在國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還被全文譯載于蘇聯的《語言學問題》雜志，這在當時是極其難能可貴的。60年代，許國璋的研究觸角從英國文學完全轉入現代語言學。他和朱德熙先生一起討論結構主義語言學，給中國外語教學帶來新的信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80年代中期調到北外外語研究所擔任所長以后，許老更深入、更系統鉆研西方各家語言學理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語言哲學體系。他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語言學部分的學術水平很高，受到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
論著《許國璋論語言》寫于許老63至75歲的晚年。許老用現代語言學觀點，探索中國固有的語言哲學，介紹Austin，縱論Saussure，重評馬建忠，發掘金岳霖，注釋許慎《說文解字?序》，闡譯羅素《西方哲學史》，給我們留下了一筆筆豐厚的思想遺產。書中那語言學家的慧眼、哲學家的深邃、數學家的精確、文學家的筆韻以及偉大人格的力量，令后人難望其項背。
“南王北許”是當年外語教學界中的流行說法，其中蘊藏著人們對智如泉涌的王宗炎、許國璋二老的愛戴與敬仰，足見他們在中國語言學界確然不拔的地位。
余于1930年暑假考入東吳大學附中初中三年級，有幸在班上隨吳獻書先生學英語，一年后升入高中，1932年和1933年兩年內又幸遇吳師，總計在東吳附中四年，三度受教于吳獻書師。
吳師，近代中國英語界教學界之大師，畢生著譯甚勤，教我們時，已近花甲，每周上課10多節，無倦容。每堂有作業，或令學生互改，或擅自自改，翌日發還。作文兩周一次，隔周批畢。改的不多而批語極詳，學子由為得益，先生~~長期經驗，隨時指出學生易錯長錯于未錯之際，學得輕松愉快，學一年已知拼錯自加改正，到高二級，已知句子之通與不通。吳師教英語，重閱讀，尤重朗讀背誦，蓋朗讀好壞，可知理解之深淺，朗讀而能背誦，即是活用之根本。今之教英語，今日教一句，明日即希望學生活用，大學生接觸語言尚不過一言半語，難怪造出之句，形似英文而實為中文也。吳師視急于求成為教學之愚妄。猶憶在初三級時，師教分詞短語與關系從句，前后不過30分鐘，各舉三四例，曰：“今日教此二種句法，不必急于用它，以后多看多讀，自然就會。”自茲，多看多讀自成為我的座右銘。高二時，圣約翰撒學趙震先生來附中教英文，初生之犢，頗欲在教學中有所突破，用上海刊行的英文版《中國評論周報》為讀物，每周一冊，大16開，32頁，今之大學生，恐亦難勝任。我因開學遲到未選此課。自訂一份讀之，頗感其難，循吳師多看多讀之訓，持之以恒，大部分仍難以理解。日久，能解漸多，興味亦增，同學有難句，或來問我，偶有能解者，聊為應付，到學期末，困難似已不大，此自學之首次嘗試。
高中三年級時，吳師教“英國文學入門”，教材系吳師自編，商務出版，8開，約200頁，布面精本，邊頁甚寬，生詞、發音即注在同頁之右，詞義列在同頁下方。此書之最后一篇為“該撒大將本事”，采自《莎士比亞歷史劇故事始末》一書。史實極詳，不同于傳奇故事，教會人士并不熟知，而吳師獨選之。又吳師曾譯柏拉圖《理想國》，余1989年因講述“西方文化史”曾細讀之，深感譯意精到，遠勝今日之白話譯本，誠同儒也。
吳師講課從不細析文化，亦不多講時代背景。講文章，懂其能懂者，會之于心，略其東方學生一時不及懂者，這是學英語最快最可靠的途徑。當年受吳師之教育，何止百人，畢業后入大學，看英語原著決少困難，此可謂教學者之上策矣。吳師教我“該撒大將本事”（2萬字），不過兩星期，共6節。天寒腳凍，走步取暖，讀“本事”自娛，第一遍三小時，二遍二小時半，三遍二小時不到，三遍以后，稍懂大意，亦僅及任務梗概而已。我回憶，20歲以前僅僅其半，入大學，始大體懂得，然不讀詳注，仍多不解。英國人少時學莎劇，恐亦不過如此。是年大考，吳師即以“重述本事”命題，兩小時交卷。余奮筆疾書，思路甚快，無心造句而句子自至，蓋得益于多看多讀。
余于東吳附中畢業后，先入交大讀管理系，旋入清華外文系，1947年問學于牛津大學，1949年歸國。今之人評議時人，軋言某曾留學，長英語。殊不知，人生學問，端賴大學畢業后四五十年的探索。探索不止，一得可期，留學與否，并不重要。此有賴于中學時期基本功的培養與大學以后的博覽。余在中學，問吳師讀書之事，曰：閑書則柯南道爾，學問則羅素哲學。東吳附中于大學合用圖書館，余于館員善，終日涉獵，亦不之禁，盡得兩氏之書，心甚喜之。羅素書不甚了了，記書名，出版年月而已。入清華，藏書極豐，借閱也便，一年所讀僅三四十種。及到牛津，晨聽講，晚間聽學生會辯論，每周讀期刊二三種，讀書應考而已，未敢言博覽。真正讀書，實在歸國之后，訖今為止四十三年。就學問論，錢鐘書老師指引最多，吳師之教道，亦為關鍵。余少年受教于吳獻書師，壯年問學于錢鐘書師，錢師導我，乃入哲學，吳師教我，始識英文，可謂幸矣。
1.學英語就要無法無天，要天不怕地不怕。
2.學外語，要眼尖，耳明，嘴勤，手快。只要多讀，多記，多講，多寫，自有水到渠成之日。
３.學習外語，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人不要把自己圈在只讀洋文的狹小天地里，一定要具備良好的國學基礎。
4.光學幾句干巴巴的英文不行....不要總是把閱讀的目的放在提高英文上，閱讀首先是吸收知識，吸收知識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就吸收了語言。
我同國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來，我們相識也已有將近半個世紀了。
在解放初期那種狂熱的開會的熱潮中，我們常常在各種各樣的會上相遇。會雖然是各種各樣，但大體上離不開外國語言和文學。我們亦不是一個行當，他是搞英語的，我搞的則是印度和中亞古代語言。但因為同屬于外字號，所以就有了相會的機會。
我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以后在清華，雖云專修德語，實際上所有的課程都用英語來進行，因此我對英語也不敢說是外行，又因此對國璋的英語造詣也具有能了解的資格。
英語界的同行們對他的英語造詣之高，無不欽佩。但是，他在這一方面絕無驕矜之氣。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樸實，誠懇，謙遜。但也并不故作謙遜狀，說話實事求是，絕不忸怩作態。因此，他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畢生難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個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他理所當然地在劫難逃，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板。
撥亂反正，天日重明。“四人幫”垮臺后，我同國璋先生，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們，在暌離了十多年以后，又經常聚在一起開會，認真、細致地討論一些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有關外國語言文學的問題。
最突出的例子是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和“語言卷”的工作。此時，我們真正是心情愉快，仿佛撥云霧而見青天。我同國璋每次見面，會心一笑，真如“如來拈花，迦葉微笑”，“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最難忘的是當我受命擔任“語言卷”主編時的情景。這樣一部能夠而且必須代表有幾千年語言學研究傳統的世界大國語言學研究水平的巨著，編纂責任竟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我考慮再三，外國語言部分必須請國璋先生出馬負責。中國研究外國語言的學者不是太多，而造詣精深，中西兼通又能隨時吸收當代語言新理論的學者就更少。
在這樣考慮之下，我就約了李鴻簡同志，在一個風大天寒的日子里，從北大乘公共汽車，到魏公村下車，穿過北京外院的東校園，越過馬路，走到西校園的國璋先生的家中，懇切陳詞，請他負起這個重任。他二話沒說，立即答應了下來。我剛才受的寒風冷氣之苦和心里面忐忑不安的心情，為之一掃。
我無意中瞥見了他室中擺的那一盆高大的刺兒梅，靈犀一點，覺得它也為我高興，似向我招手祝賀。
從那以后，我們的來往就多了起來。他在自己的小花園里種了荷蘭豆，幾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親自送到我家里來。大家可以想像，這些當時還算是珍奇的荷蘭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這里面蘊涵著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詞匯來形容，什么“鮮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夠的。只有用神話傳說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不死之藥”一類的詞兒，才能表達于萬一。
他曾幾次約我充當他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答辯委員會主席，請我在他住宅附近的一個餐廳里吃飯，有一次居然吃的是涮鍋子。他也到我家來過幾次，我們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我們談論彼此學校的情況，談論當前中國文壇，特別是外國語言文學界的新情況和新動向，談論當前的社會風氣。
談論最多的是青年的出國熱。我們倆都在外國呆過多年，絕不是什么“土包子”。但是我們都不贊成久出不歸，甚至置國格與人格于不顧，厚顏無恥地賴在那個蔑視自己甚至污辱自己的國家里不走。我們當年在外國留學時，從來也沒有久居不歸的念頭。
國璋特別講到，一個黃臉皮的中國人，那幾個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除外，在民族歧視風氣濃烈的美國，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同中國人來往外，美國社會是很難打進去的。有一些中國人可以畢生不說英文，依然能過日子，這究竟有什么意義呢？
最讓我憶念難忘的是在我八十歲誕辰慶祝會上，我同國璋兄的會面。人生八十，壽登耄耋，慶祝一下，未可厚非。但自謂并沒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績，而校系兩級竟舉辦了這樣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大會在電教大廳舉行。本來只能容四百多人的地方，竟到了五六百人。
多年不見的畢業老同學都從四面八方來到燕園，向我表示祝賀。我的家鄉的書記也不遠千里來了。澳門的一些朋友也來了。我心里實在感到不安。最讓我感動的是接近“米”壽的馮至先生來了，我的老友，身體虛弱、疾病纏身的吳組緗兄也坐著輪椅來了。我既高興，又忐忑不安，感動得我手忙腳亂，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又實在出乎我意料，國璋兄也帶著一個大花籃來了。我們一見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著我們，不禁同時伸出了雙臂，擁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這種方式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比較陌生的。可我們為什么竟同時伸出了雙臂呢？中國古人說：“誠于中，形于外。”
在我們兩人的心中，不知道從什么時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尋常的感情，一種“貴相知心”的感情。在當時那一種場合下，自然而然地爆發了出來，我們只能互相擁抱了。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蓋亦難矣。其中有機遇，有偶合，有一見如故，有相對茫然。友誼的深厚并不與會面的時間長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數十年，甚至天天對坐辦公，但是感情總是如油投水，絕不會融洽。天天“今天天氣，哈，哈，哈！”天天像英國人所說的那樣，像一對豪豬，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反觀我同國璋兄的關系，情況卻完全不同。我們并不在一個學校工作，見面的次數相對說來并不是太多。我們好像真是一見如故，一見傾心，沒有費多少周折。我們也都并沒有清晰地意識到，我們終于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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