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浙江省平湖縣乍浦鎮，1953年3月23日生于上海。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外語教學與研究》雙月刊主編，《當代語言學》、《語言研究》、《語言科學》、《外語學刊》雜志編委。沈陽師范大學、北外日本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福建師大、西南師大、西北師大、東北師大等校兼職教授。無黨派。

    我的英語基本上是自學得來的。父親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學的是歷史。那時燕京很多課程用英語開設，學生無論讀哪一科，都不能不懂英語。而父親早年就讀于一所教會中學，英語本來就有基礎，后來又曾去洋行實習，還在中學、大學教過英語。可是不知為什么，在文革期間那樣空閑的年頭，他也沒有教過我；就連指點一二這樣的事，也記不得是否有過了。不過，他為我買了不少英文讀物、課本、工具書等，有些保留到了現在。但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這些買來的書，而是父親自己譯的《天方夜譚》（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現在多稱《一千零一夜》）。那是解放前的版本，書頁已經泛黃，封面用布漿過，可惜抄家時被沒收了，沒能再討回來。
　　我最早接觸英語，是在1967年進中學之后，所謂“復課鬧革命”，就是在那一年。老師教完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便開始領我們讀“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對這樣的中式洋話，大家起初還覺得新鮮，但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加之英語老師的江浙口音很重，怎么聽也像在唱滑稽，而不像是外國話。不過我還是覺得蠻有意思，而且有一天，我突然對音標著了迷，心想：這東西倒不錯，把它掌握了，就能讀出每個英文詞的音，再學會查字典（這比學音標還要簡單！），英語不就學會了么？這是我開始學外語后產生的第一個天真的想法。于是我抄下幾十個國際音標，拿去問父親，可沒想到他一個也讀不出來。他說，他們那時侯根本就沒學過這種東西。他的回答讓我非常失望。這怎么可能呢？不懂音標，怎么能學英語，怎么學好英語呢？那時的我，就是這么幼稚，連音標只是幾十年前的發明，而英語卻有幾千年的歷史這個簡單的道理，竟然也不明白。
　　從父親那里得不到幫助，我只好去找弄堂里一個復興中學的高中生，向他討教音標的讀法。靠了他的點撥，費了一番工夫，我終于把音標學會了。可是一開始，由于老師的關系，也由于缺乏聽說的環境，我的發音肯定是很糟糕的，以后聽了英語廣播，才逐漸糾正過來。模仿發音的能力想必是一種普遍的語音能力。一個人如果能夠把一種外語的語音語調學得像模像樣，那么他學起其它外語或者方言來，多半也能把發音模仿好。實際上，很多人都具有這種普遍的語音能力，所以能夠掌握正確的語音語調，說一口好聽的英語。但也有一些人，怎么都學不像，口音很重。只要不妨礙理解，語音語調略差些，也沒有太大的關系。就像說普通話，從我們江浙人口中說出來總不免帶一點吳音，但一般不會影響交際。就語言的構造來看，語音終究只是它的外殼，詞匯和語法才是實質。
    現在人們學英語，面對鋪天蓋地的教科書和教輔材料，要為怎樣選擇、鑒別而發愁。我們那時候卻省心，不存在這一問題。1970年，我隨大批上海知青下了鄉，來到黑龍江省嫩江縣的一個山村，住土坯房，誰土炕，干各種農活。那是真正的農家生活，整整八年，那樣的日子很無奈，也很浪漫。我的第一本英語教科書是謝大任主編的《醫學英語》第四冊。不是因為我喜歡那里面的醫學名詞，而是因為根本就覓不到別的教科書。
    到1972年，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開辦了“廣播英語”節目，這樣我就可以利用回滬探親的幾個月，跟著電臺讀英語。只是那時還沒有錄音機，返回農村后，便失去了收聽廣播英語的機會。好在我有一架不錯的收音機，可以收到BBC、VOA、Radio Moscow等許多外臺的英語節目。這架收音機伴隨我度過了許許多多個日夜，我的英語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幫我練出來的。如今常有學生問，“聽力應該怎么練？為什么我總是聽不懂？”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聽力不好，一般說來應該到兩個方面找原因。
　　第一，如果有一篇東西，里面一些關鍵的詞我們不認得，或者對其中的句型不熟悉，語法關系不明了，那么聽的時候就時不時會卡殼。所以，足夠的詞匯量和句型、語法知識是聽力的基礎。也就是說，良好的聽力首先取決于熟練閱讀。
　　第二，假如我們讀一篇東西，既沒有生詞，也沒有句型語法方面的困難，可是聽的時候還是跟不上，反應不過來，那肯定是因為聽得太少。堅持多聽、反復聽，時間長了自然就能聽懂。我們通過閱讀學到的詞匯，或者背下來的詞，雖然可能記得很牢，但是在聽的過程中，要在一瞬間把它們從記憶庫里調出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不斷操練。
　　從聽不懂到能聽懂，中間會有一個似懂非懂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有些人會長一些，在有些人則短一些。無論怎樣，都不要放棄努力。保持閱讀習慣，擴大閱讀面，逐漸聚積詞匯，同時堅持經常聽。最好每天都聽。像做任何事情一樣，信心非常重要：只要相信自己能聽懂，就終有一天能聽懂。某一天你會突然發現，自己在聽力上有了一個飛躍。這是我的切身體會。
　　經過幾年積累，到1975—76年的時候，我看英文的《北京周報》已經很少遇到生詞。可是很長一段時間里，聽電臺的英語廣播，思維卻跟不上，明明聽起來像是熟悉的詞，不是意思想不起來，就是辨不清詞與詞的關系。有一陣子，我聽英語廣播簡直上了癮，整日整夜地聽。因為在農村的最后兩年，我得了一份好差事，當了知青集體戶的火頭軍，于是就有更多的時間學外語。白天做飯、收拾園子時，我總開著收音機；夜晚躺在被窩里，插上耳機，則能聽得更專心。不知有多少回，醒來時發現收音機里還在說話。常有老鄉來串門，好奇地問我總在聽些什么，我就說，這是“上海話”。（要知道，那年頭收聽外臺是要冒風險的，叫做“偷聽敵臺”，足以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這樣過了許多日子，有一天夜里，我聽著聽著忽然開了竅，感到聆聽廣播無非就是在讀一本書，詞語一個接一個在眼前跳出，呈現為清晰的視覺符號。能有這種感覺，或許也是因為聽和讀有著密切的關系吧。總之，那真正是一次質的飛躍，這之后，雖然仍會有聽不懂的時候，但大都已是內容的問題，語言本身的問題不多了。
　　剛才說，要想聽懂英語，詞匯量要足夠大。那么，怎樣才能更快更牢地記住詞匯呢？這也是初學外語者常問的問題。我想起自己初學的時候，跟大多數學習者一樣，也曾為怎樣記憶詞匯而苦惱，并且也沒有什么好的方法，無非是把生詞、短語抄在紙片上，每天誦讀幾遍。起先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量，每天至少背記多少個生詞。憑借年輕時的好記性，一開始按照“指標”強記單詞，保持相當的進度并不難。但到了一定階段，我發現新詞越來越難記，不得不放棄了定指標的做法。那時并沒有象樣的教科書，更沒有好的讀物，于是我便讀起英漢詞典來；邊讀邊對詞語做些歸類，比如把諺語歸作一類，把慣用語專門抄在一起，把動植物名稱、金屬名稱、親屬稱謂等等分別抄錄。這樣把詞典讀過一遍，做了詞語摘編之后，腦子里過去零碎分散的詞匯像是變得整齊而系統了，相關詞語的各種聯系也清楚了。那時分類集中背記過的詞匯，有些知道今天還能脫口而出。
    我那樣把英語詞典當作書來讀，現在看來精神足可嘉許，而那行為本身則不足仿效。現在大家學英語，大可不必再捧著詞典啃讀；即使有時間、有興趣讀，也不必去做分類摘抄，因為市面上早就有了英語分類詞典（thesaurus）。但不管怎么說，我們學到的詞語，存入大腦詞庫（mental dictionary），想來總是分門別類儲藏的，而不會七零八碎胡亂堆積。只是我們看不見、也意識不到自己腦中的詞庫是什么樣子。所以，外語學到一定程度，就不妨有意識地把自己的詞庫清理、歸整一番，看看哪些東西磨損（遺忘）得差不多了，需要更新一下；或者還缺哪些東西，及時作些補充。這樣來清理自己的詞庫，也符合語言學的理論。語言學上有一種說法，叫語義場（semantic field），意思是，詞匯是一個大系統，里面又有許多中小系統、微系統。詞語都是一群一群存在的，意義相關的詞，例如上面說的各種疾病的名稱，處在同一個語義場中，就好象物理學上的場，磁場、電場、引力場之類，有一種特殊的力量把同屬一個場的所有成分捆綁在一起。
　　語義場是詞匯存在的一種方式。在語義場里，詞與詞之間是類聚關系；同屬一個語義場的詞，是同時共現、并列存在的。一個個的語義場，好比大大小小的抽屜，里面整整齊齊地擺放著各類詞語，我們要用的時候，就打開抽屜去找。當然，這種找的過程可能只有零點零幾秒，是神經元（nerve cell）的活動。
    除了語義場、類聚關系，詞匯還有一種存在方式，也很重要，那就是組合關系。我們平常說話，就是根據一定的規則把詞匯組合起來，以構成句子。上面說，處于類聚關系的詞是同時共現的，而處于組合關系的詞，則是按時間的順序先后出現的。例如，“I drink water”這句話，三個詞必須一個一個地說。電視里的全國城市氣象圖，是二維平面的，所有大城市的天氣、氣溫都標在上面，可是從播音員的口里報出來，是一維的，只能一個一個城市來報。哪怕是外星人，假如會說話，也不能違背這一規律。自然語言的這種特點，稱為線性特征（linearity）。語言符號組合起來時，呈線性展開，跟時間的箭頭一樣向前延伸，是一個不可逆的（irreversible）過程。
    古人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以難追呢？就是因為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不可逆的，像消逝的時間那樣，一去而不返。但我們平時使用語言，無論聽說讀寫，卻明明是可逆的（[reversible）行為：同一個句子，可以反復說；同一句話，會反復聽到。這是為什么？就是因為，詞的組合關系是以詞的類聚關系為基礎的。“I drink water”這句話里的三個詞，分別屬于三個語義場：1、人稱代詞—— I, you, he / she / it；2、表示吃喝一類行為的動詞—— drink, eat, suck, bite, chew；3、指稱飲料、食物的名詞—— water, tea, coffee, food, fruit。正是由于存在著這類語義場，我們才能根據說話的需要，從中選擇適用的成分。當然，語法也不可缺，必須根據按照一定的語法規則，把選中的成分組織起來構成句子。
    認識到組合和類聚這兩類關系的存在，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詞語習得過程的某些奧秘。比如我們說“how are you”這句話的時候，并不是先到疑問副詞、再到系詞be、最后到代詞這三個語義場里面去找三樣東西，然后把它們拼裝起來，而是把這句話當作一個完整的單位來記憶的；存儲的時候是一個整體，調取、應用的時候也是一個整體。許多看起來屬于組合關系的詞語，如慣用語（set phrase）、套話（cliché）、成語（idiom）、諺語（proverb，saying），還有一些基本的句式（sentence pattern），在一個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外語學習者的腦中，都是作為語義場的成分而存在的，這樣，在調用的時候就很方便。
    為什么我們學習詞匯時，不能單個、孤立、零散地去背和記呢？原因就在這里。孤立的詞是沒有用的，況且詞也不會孤立地存在。詞要么存在于語義場中，要么出現在短語、句子里；類聚關系或組合關系，非此即彼。所以，我們記誦詞匯，要么成群成類地記，要么把它們放在句子里，連同句子一塊兒記。這兩種辦法，都可以用；交叉互換著用，效果會更好。道理其實很簡單，大家在學習過程中可以慢慢去體悟。
    我在這里談一點語言學的理論，還有相應的學習方法，希望這些對大家有用。但是對于我自己，這些只不過是wisdom after the event（馬后炮）罷了。我那時學英語，哪里又懂什么語言學呢？再說，即使懂得語言學，難道就能很快掌握一門語言嗎？不能！因為，理論只能起到導向、點撥的作用，而語言——特別是外語——主要是一種技能；要想學出一個模樣來，就要舍得花時間去學。初學外語，全靠恒心。那時，在鄉下，我身上總帶著一些抄著英語生詞和短語的紙片，走到哪兒讀到哪兒。在田頭，大伙休息的時候，我便掏出紙片，躲在一邊讀上一會兒。走路或坐車時，也念念有詞。一直到讀大學和研究生的時候，我還保持著這一習慣。但是，一開始需要堅持，是毅力問題，時間一長就成了習慣，好象哪天不這樣做，生活的節奏就紊亂了，缺了點什么。
    現在想起來，學習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就跟打網球差不多。我打網球，已有二十年的球齡了！周圍人或旁觀者總說，你能堅持鍛煉，真有毅力。可是熱衷某個體育項目的朋友都知道，這根本就跟毅力無關。學習也一樣，一旦你喜歡上一件事，就不由得你不去做。所以，到如今，讀書、著述、打球，在我都已成了習性。每天到了哪個時辰，就做哪件事；工作、學習、生活，似乎有一種慣性在推動。我們學習一樣東西，一旦按照生物鐘的規律來進行，就會覺得輕松自在，不會有重負之感。
    外語學習是一項長期行為，需要經久不斷的投入。在時間的分配上，不怕每天投入的時間少，就怕中斷荒疏的時間長。我們現在學英語，將來還要學第二外語。很多人學二外，工夫沒有少花，可是不能持之以恒，最后都還給老師，前期的投入于是全白費，很不劃算。如果堅持數年，達到一定程度，就不會輕易忘記了。

    關于該不該學外語，學外語有無用處，外語對漢語的影響或干擾等等，學界坊間都有種種說法。我總覺得有些看法成問題，似乎是偏識，或屬于錯覺。不妨就在這里做點剖析。
    有人說，農村人學英語沒用。這個話似是而非。什么叫有用，什么叫無用？無論城里或鄉下，中小學生都要學歷史地理，對這一點從沒有人提出異議。三皇五帝、獨立宣言、亞馬遜河、珠穆朗瑪峰，知道或不知道，有大關系嗎？這樣的知識有沒有實用價值呢？學或不學，對日常、現實生活有什么影響？我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登上珠穆朗瑪峰，但我們最好還是知道，她是世界最高峰，高度是8846米（最新的數字是8844米）。很多東西，我們并不因為它們沒有用，就不學不教。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的知識必須有，外語的知識也應該有。
    退回兩百年，不要說中國農民，就連士大夫、讀書人，學洋文也有里通外國之嫌。但我們是現代中國人，外語是一個現代人知識結構的一部分。我們不學外語，或者沒有學好，那我們的知識結構就有缺陷。我這樣說，并不是就具體哪個人而言，而是把受教育者看作一個整體，缺了外語的話，知識結構就不完備。一個人如果沒有外語知識，他就跳不出母語這一生來固有的語言世界，他的語言世界觀就不免單一、偏蔽、狹窄。人類教育的目標總是理想化的，是要培養出完美、完整的人，只不過，從東方到西方、從古代到現代，標準不盡相同而已。西方歷史上，從古羅馬起就把外語（希臘語）納入教育范圍，不懂外語就等于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國則很晚，在學校里普遍開設外語還不到一百年。所以直到現在，有些人的觀念還不能扭轉過來，覺得外語可有可無，常常抱怨它沒用。
　　說外語可有可無、不必人人都學的人，多半是工具主義者。假如外語僅只是一種工具，那我們當然就有理由懷疑它的普在價值，似乎可以視工種、職業、用途而定，用得上就學，用不上則不必學。但上面說過，外語是現代社會教育內容的一部分，是構成現代人知識結構的諸要素之一，是幫助我們跨越母語樊籬、認識語言世界的途徑。我們可以學了不用，但不能不學。工具論是人類教育的大敵，大學如果都以工具論為轉移，就跟職業培訓機構沒有區別；中小學如果任由工具論蔓延，那就連音樂美術都不必作為通開課了。工具論也導致在很多大學，特別是理工科為主的大學里，輕視外語院系，潛意識中把外語教師貶為二等，以為外語只是技藝不是學問，外語院系的人只配做其他院系的服務生。
    還有一種說法，稱國人在學習外語上投入時間太多，以至忽視了母語的修煉，導致漢語水平整體下降。這也同樣似是而非。以為外語學習“擠占”了中文課的時間，恐怕是一個錯覺。從漢代到清末，兩千年里國人除了讀經書、作詩文、練書法，再沒有比之更重要的課業，科舉應試基本上也就是圍著這些內容轉。由于終日不離語言文字，古人的語言文字自然修煉得精純優美。
    現代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就以中學生來說，精力分布在各門課程上，數學、物理、生物、化學、歷史、地理、社會、哲學等等，還得學電腦、用網絡、發短信，電子游戲、卡拉OK不一而足，再加上學外語，分配給“語文”的時間能剩多少呢？“擠占”了母語讀寫時間的科目和興趣實在很多，外語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門，何以不怨其它，唯拿外語是問？
　“外語學好了，漢語卻差了。”——這又是一個錯覺。外語好，漢語差，兩者構不成負相關，否則怎么解釋清末民初以來許多學人，中文外語都極佳？母語和外語可以互惠互補，相得益彰。人們傾向于夸大外語對母語的干擾，卻忽視了學習外語的好處。學外語可以擴大母語的視野，增添母語的活力。從句法邏輯到概念詞匯，從成語表達到格言警句，現代漢語得益于外語之處舉不勝舉。有人會說，有些作家不學外語，文字也很好。但我覺得，如果他們把外語學到手，文字會更好，表達會更豐富更生動。漢語固然是一個奇妙富足的語言世界，可是外面大大小小的語言世界也很精彩，可心可羨、可學可取的東西很多。
　“漢語水平下降”這個說法，本身也有問題，至少是含混不清的。我們最好來辨別一下，是哪方面、哪些人的漢語水平下降了。文言或古文的水平下降了？那是當然，也不必為此感到可惜。知識分子的語言文字水平下降了？那似乎也是事實。曾經有老輩學者指出，“知識分子的語言文字知識，除少數專家外，顯然下降了許多”（《中華讀書報》2003年7月2日第9版胡邦彥文“從大處談語言文字”）。不過我覺得，這其中又有分別。比如有些中青年學者、研究生，書信文字往往很流暢，也不乏文采。可是一旦寫起論文來，就啰里啰嗦、疙疙瘩瘩，不但詞不達意，還會前言不接后語。反過來的情況也常見：有些學生寫起論文來有板有眼，語言也還暢達，卻不大會作輕松文字，信文寫得像公文。
    所以，不能泛泛地說他們的漢語水平下降了，要看是哪方面；學術語言和生活語言不是一回事。我甚至覺得，有時問題并不是出在語言本身上面，而是別的什么因素妨害了語言表達。例如這里說的兩類人，前一類人可能是欠缺邏輯思維，后一類人則可能是缺乏生活的情趣。當然也有些學者，嚴肅文字和輕松文字都作不好，這就很麻煩了，他們的中文怕是真的出問題了。但有問題不等于“水平下降”，也許水平本來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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