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簡介學貫古今的國學大師—錢鐘書

    錢鐘書(1910—1998)，現代文學研究家、作家，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江蘇無錫人。因他周歲“抓周”時抓得一本書，故取名“鐘書”。 錢鐘書出生于詩書世家，自幼受到傳統(tǒng)經史方面的教育，中學時擅長中文、英文，卻在數學等理科上成績極差。報考清華大學時，數學僅得15分，但因國文、英文成績突出，其中英文更是獲得滿分，于1929年被清華大學外文系破格錄取。

    在這一時期，他刻苦學習，廣泛接觸世界各國的文化學術成果。1933年大學畢業(yè)。1935年和作家、翻譯家楊絳結婚。同年考取公費留學生資格，在牛津大學英文系攻讀兩年，又到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法國文學一年，于1938年回國。曾先后在多所大學任教。 錢鐘書深入研讀過中國的史學、哲學、文學經典，同時不曾間斷過對西方新舊文學、哲學、心理學等的閱覽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聲譽的學術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說也很出色，特別是長篇小說《圍城》，才情橫溢，妙喻連篇，可謂家喻戶曉。

錢鐘書其人其事

    據多位作者所述，錢鐘書先生是這樣一位讀者。他把重的拿不動的大辭典挨著字母逐條細讀；他在漫長的旅途上手捧一本別人認為“索然寡味”的英文字典，怡然自得的讀了一個月；他在去英國的輪船上以約翰遜博士的《英文詞典》伴隨，深得其中的樂趣，自稱趣味之深，有不足外人道者。
    錢鐘書從小就聰明過人，但他的天賦主要表現在文學上。他喜歡隨心所欲地自由發(fā)揮，特別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邏輯推理，因此對數、理、化等課程深惡痛絕。認了字后，錢鐘書七八歲時就開始讀小說。他家里的《西游記》、《水滸》、《三國演義》很快讀完了，他又讀了從書攤上租來的《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等許多古典長篇小說，還有《聊齋志異》。他上中學后，又讀了很多文學刊物，他還讀了大量剛剛翻譯成中文的外國長篇小說，有狄更斯(代表作是《大衛(wèi)?科波菲爾》)、司各特(代表作是《撒克遜劫后英雄略》)、斯威夫特(代表作是《格列佛游記》)等人的書，還有各種探險小說，讀得非常入迷，得到了非常多的樂趣。有的書讀了好多遍。有的書翻譯得不好，讀起來很沉悶乏味。那時，錢鐘書學習英語特別用功，他當時最大的愿望就是學好英語，將來能讀原文的外國小說。
    錢鐘書進入中學讀書后逐漸喜歡上了英語。錢鐘書所在的中學是美國圣公會辦的教會學校，大部分課程都是用英文講授。他的英語成績很好，但是他從不上英語課，也不看英語教科書，上課也不記筆記，而是低頭看外文原版小說。因此，他的英文幾乎完全靠自學，充分表現了他卓異的語言天賦。
    盡管學習成績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錢鐘書確實有點“癡氣”。比如，他總分不清東西南北，一出門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顛倒，便是內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體育課，作為領隊，他的英語口令喊得相當宏亮、準確，但他自己卻左右不分，不知道該怎么辦。口令喊對了，自己卻糊里糊涂不會站，常常鬧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卻莫名其妙。聰明過人卻又時常“糊涂”，這就是叫人難以捉摸的錢鐘書。
    錢鐘書學識淵博，記憶力驚人。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他就與吳晗、夏鼐被譽為清華“三才子”。與陳衍老人的交往更體現了這一點。陳衍，號石遺，晚清“三大詩人”之一，在當時的詩壇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遺老人對當時的詩人學者甚少許可，但是對錢鐘書卻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錢鐘書從清華回無錫，石遺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遺老人說起清末大詩人王運：“王運人品極低，儀表亦惡，世兄知之乎?”錢鐘書對曰：“應該是個矮子。”石遺笑說：“何以知之?”錢鐘書說：“王死時，滬報有滑稽挽聯云‘學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遺老人點頭稱是。又說王運的著作只有《湘軍志》可觀，其詩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遺室詩話》中只采用某兩句，但已記不起是哪兩句了。錢鐘書馬上回答：“好像是‘獨慚攜短劍，真為看山來’”。石遺老人不由得驚嘆：“世兄真是好記性!”
    錢鐘書先生作為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成就舉世矚目。晚年的錢鐘書閉門謝客，淡泊名利，其高風亮節(jié)為世人所稱道。有位外國記者曾說，他來中國有兩個愿望：一是看萬里長城，二是看錢鐘書。他把錢鐘書看成了中國文化的象征。還有一個外國記者因為看了錢鐘書的《圍城》，想去采訪錢鐘書。他打了很多次電話，終于找到了錢鐘書。錢鐘書在電話里拒絕了采訪的請求，并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又何必要認識那個下蛋的雞呢？”中央電視臺開辟了一個面對大眾的頗受歡迎的《東方之子》欄目，許多人拚死往里鉆，以一展“風采”為榮，但當節(jié)目制作人員試圖去采訪錢鐘書時，卻遭到了他堅決的拒絕。美國一所著名的大學想邀請他去講學，時間是半年，兩周講一次，一次40分鐘，合起來大約是8個小時的時間，而給予的報酬是16萬美元，但錢鐘書絲毫不為所動。還有人在巴黎的《世界報》上著文稱：中國有資格榮膺諾貝爾文學獎的，非錢鐘書莫屬。錢鐘書對這個評價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報》上寫文章質疑諾貝爾文學獎的公正性。

常風：和錢鐘書同學的日子

    1929年，我報考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那年外語系招收差不多40個名額。
    我第一次碰見錢鐘書是在馮友蘭先生的邏輯學課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現在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們那時上課在舊大樓，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沒有課桌。我進了教室，看見大約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個椅子上坐下來。后來又進來一位同學，和我一樣也穿著藍布大褂，他走到我這邊，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誰。
    馮先生河南口音很濃，講課時口吃特重，所以記他的筆記很不容易。比如，他講到亞里士多德時，總是“亞、亞、亞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這位同學忽然從我手里拿過我的筆記本，就唰唰地寫開了。我當時有些不高興，心想這個人怎么這樣不懂禮貌呢？可是當時也不便說什么。馮先生講完課后這位鄰座就把筆記本給了我。下課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謝。我看了筆記本才發(fā)現他不但記下了馮友蘭先生講的亞里士多德，還把馮先生講課中的引語，英文書上的原文全都寫了下來，這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嗜書如命，超常勤奮成就天才

    我們回顧錢鐘書的學術創(chuàng)新機制，更感到他的學術戰(zhàn)略眼光高人一籌。他總是想方設法，盡量廣泛地汲取有實質價值的世界人文學術的前沿知識，用以激發(fā)和培植自己獨立創(chuàng)新的能力。鐘書先生精熟典籍，許多人以為他是位“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的老先生，實際上這是一個大誤會。雖然錢鐘書安坐斗室，晚年幾乎是足不出戶，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動態(tài)對他來說并不陌生。倫敦的《泰晤士報》的每周文學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細，所以一些新觀點、新學說都逃不出他的視線。
　　他對學術事業(yè)的態(tài)度，用嚴肅認真、兢兢業(yè)業(yè)這樣的詞語來形容是遠遠不夠的，他的頂真嚴謹幾乎到了苛刻嚴酷的程度。他的書幾乎沒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時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談藝錄》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補訂，篇幅幾與原作相等。補訂本不但增加了對中國古代文論的辨析和闡發(fā)，還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學科、新理論的成果，使這部30多年前的書依舊能夠傲然屹立在當今時代的學術前沿。《管錐編》雖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補訂，第五卷就是“補訂”的結集。
　　凡是錢鐘書的朋友、同事或學生，或者哪怕是僅僅與錢鐘書交談過一次的人，都會對錢鐘書學問的廣博、思維的深刻、反應的敏捷、悟性之高、記憶力之強，嘆為觀止。錢鐘書的天資稟賦我們很多人不具備也學不到，可以而且應該學習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奮。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辯地說明：勤奮，唯有勤奮，是實現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條件。
　　關于錢鐘書的勤奮，流傳著許多感人的故事。據50年代在文學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憶，他們當時還是青年人，而錢鐘書早已是名震遐邇的大學者了，可是，他們每次進入線裝書庫，幾乎都會見到錢鐘書。錢鐘書拿著鉛筆和筆記本，不斷地翻檢書籍，不斷地抄錄、作筆記，常常不知不覺地就過了半天。有時，他會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紹各類古籍，告訴他們這些書的插架所在，歷歷如數家珍。文學研究所圖書館館藏線裝書十分豐富，許多線裝書的借閱卡上只有錢鐘書一個人的名字。文學研究所圖書室當年收藏有許多好書，特別是珍貴的外文書，其中不少就是他幫助訂購或搜尋來的。據說他精讀的每一部書都反復批點，有的連天地兩頭和頁邊都寫滿了，再也找不到一點空地方。現在整理出版的《〈宋詩紀事〉補正》就是批注在《宋詩紀事》空白之處的。他的夫人楊絳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錢鐘書撰著《管錐編》時，她為他整理、檢點筆記本，整整費了兩天工夫，裝了幾大麻袋。《管錐編》印出的書雖然只是5本，可是錢鐘書為它作了多么長期、多么深厚的學術積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無書可讀，他就反復地讀隨身所帶的字典和筆記本等。
    還應該一提的是，錢鐘書在為人、治學上的一個很大特點，就是在學術上直言不諱，對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見，總是坦誠地談出自己的看法。與此同時，對一些向他請教的青年人，盡管問題不大，甚至比較淺薄，他一般也從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學問驕人，而是循循善誘，問一答十，把他們的問題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這樣不僅在學問上，而且在為人和言行上也為后輩學子樹立了楷模。

翻譯“毛選”四卷

    錢鐘書先生被譽為中國的文化昆侖，其學問被稱之為“錢學”。收集錢先生全部著作的《錢鐘書文集》，最近已由其夫人、著名學者楊絳先生編定出版。如果我們讀一讀錢鐘書先生著作年譜，就會發(fā)現，從1950年到1956年，錢先生幾乎沒有文章發(fā)表。
    這六七年時間，一個大學問家怎能無論著問世？他在這段時間內做些什么工作呢？在這段時間里，錢鐘書先生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
  《毛澤東選集》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體現，對于“毛選”郭沫若曾贊譽“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把“毛選”四卷準確地譯成英文，是極為嚴肅的政治任務。誰能領銜擔此重任，當然是非錢先生莫屬了。
    錢鐘書的英文水平，早在30年代初就聞名于清華大學，他學生時代就不斷地用英文寫文章發(fā)表，連著名的英國漢學家、翻譯家李高潔選譯的《蘇東坡詩集》，還要請正在讀大學四年級的錢鐘書作序！錢鐘書的老師吳宓教授稱錢鐘書為“人中之龍”，稱錢鐘書的同班同學曹禺為“人中之虎”。
    錢鐘書清華大學畢業(yè)后，考取牛津大學留學生，其考試成績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學愛克賽特學院攻讀英國文學。留學期間，牛津大學出版一套“東方哲學、宗教、藝術叢書”，聘請錢鐘書擔任特約編輯，他是編輯組中唯一的一個中國學生。錢鐘書的代表作《管錐編》中征引西方學者和作家達千余人，征引包括數種語言的著作1780多種。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錢鐘書先生憑他超人的記憶默寫出的。由此可見他英文造詣的權威性。
    1950年，中央有關領導幾次邀他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經過慎重考慮，他方應允。并非錢先生高傲，而實在這是一項艱巨而又具有風險性的工作啊。這是關系到把毛澤東思想公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許有絲毫的偏差。接受這一任務后，錢先生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負責英文翻譯、審稿、定稿工作，他極端認真，一絲不茍，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微小的枝節(jié)問題。他家住北京西郊中關村，而工作地點在東城區(qū)，每天要坐車走很遠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忠信和能力，“毛選”四卷英譯本，達到了“信、達、雅”。由于這項工作在當時具有保密性質，鮮為人知，而錢先生又從未張揚，很少有人知道“毛選”四卷英譯本中飽含著大學者錢鐘書先生六年的心血與汗水。
　　1960年，他又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工作。這個定稿小組的組長是袁水拍，組員有喬冠華、錢鐘書、葉君健。袁水拍是文藝界領導、詩人，葉君健用英文寫過長篇小說《山村》，皆一時俊才。而錢先生則腳踏中西文化，集學者、作家、詩人于一身，其作用可想而知了。這一工作一直持續(xù)到1966年，“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們又開始工作，完成審定毛澤東詩詞英譯的工作。英譯“毛選”、毛詩工作與博大精深的“錢學”可能會搭不上邊，熱愛錢鐘書著作的讀者，應知錢先生曾為此而付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著作簡介

    1937 《十七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畢業(yè)論文）
　　1941 《寫在人生邊上》（散文集，開明書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貓》（《文藝復興》1月10日）；《人·獸·鬼》（著名短篇小說集）（開明書店6月出版）
　　1947 《圍城》（著名長篇小說集）（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談藝錄》（開明書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明報月刊》7月）
　　1979 《舊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錐編》（中華書局8月初版）
　　1980 《詩可以怨》（《文學評論》1981年1期）
　　1981 《管錐編》、《管錐編增訂》（中華書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3月出版）；《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9月第1版）
　　1985 《七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銅鏡》（《隨筆》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詩存》（三聯書店3月出版）
　　1996 《石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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